一　以「人治」反「人治」的困境

　　1906年，清政府始宣布开始「预备立宪」，而关于立宪的讨论，在此之前已有多年的积累。纵观清末的立宪讨论，无论是革命派的以「约法」论为特征的「三序」构想，还是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都形成于1905、1906年间，这并非偶然。因为二者的形成与始于1905年的《民报》与《新民丛报》间的论争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场论争同时将清末的立宪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

　　在论争中，尽管革命派与梁启超针锋相对，然而他们的立宪主张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虽然他们都认识到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所象征的人治传统是中国走向宪政的最大障碍，但他们自身的主张里却同样具有明显的「人治」倾向。例如，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说到：「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1.然而，在翌年访美归来之后，他却毫不讳言地提出了开明专制式的主张。那么，梁启超为甚么会认识到中国传统中的缺陷却又「明知故犯」呢?首先，这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民度」的问题，即真正的立宪需要由人民来推动，而中国的「民度」──即人民程度，指人民的政治意识和能力──尚低，不足以产生这一动力。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梁启超一人所遭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是同时代启蒙知识份子所遭遇的共同困境。他们普遍认为，在「民度」尚低的中国要实现宪政，依然不得不借助某种「人治」的方式作为过渡。这一点，无论革命派与立宪派都不例外。

　　除了「民度」，影响近代知识份子们具有「人治」倾向主张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来自日本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明治日本的立宪过程对知识份子们的影响(例如，当时不少知识份子将明治天皇看作是开明专制的代表人物)，同时，从革命派的《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间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法学家及其理论在这场争论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特别是日本法学家笕克彦的理论为这次论战的双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就这样，「民度」问题往往使启蒙知识份子们陷入反「人治」而又不得不借助于「人治」的困境，而来自日本与部分日本学者的影响又更使他们确信这一方法的有效性。1905、1906年间的论争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本文将具体考察论争双方是如何在论战中使用日本学者的理论来构建自己的宪政理论，同时又陷入以「人治」反「人治」的困境。同时，本文还将揭示，梁启超如何在与革命派的论争过程中找到了突破这一困境的线索，并实现了从「开明专制」立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