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这里专指监禁刑罪犯）的婚姻权是罪犯权益中一项非常特殊的权利，它曾经是一个长期被尘封的权利，也曾经是一个被刑罚理论界关于其有无长期争论不休的权利。虽然2004年5月19日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结束了刑罚理论界关于罪犯婚姻权有无的争论，宣告了罪犯是婚姻权的有权主体——罪犯可以结婚，但民政部出台的这个《意见》本身规格不高，且其中关于罪犯婚姻权的问题述说过简，仍有许多关于罪犯婚姻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如何看待罪犯婚姻权的既往规定？怎样解读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罪犯婚姻实然权利？如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罪犯的婚姻权？这些问题急待解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剪陋、试作管窥。
一、罪犯婚姻权的历史检索
在人类刑罚历史上，近代以前，由于刑罚追求报复性正义，国家通过对等的报复性行刑衡平侵害对受害的损益，罪犯只是供刑罚报复的对象，没有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权利，更不用说婚姻权。近代以降，在霍华德等人倡导下，发端于英国的监狱改良，使罪犯获得了最起码的人道待遇；而近代教育刑的崛起，推动了罪犯权利范围的扩张，出于改造罪犯的需要，许多监狱把能还给罪犯的权利尽量还给罪犯，这就使罪犯婚姻权有了实现的可能。随着尊重与保障罪犯权利逐渐成为各国刑罚的基本理念，各种新的人道的刑罚与处遇举措纷纷出台，围绕婚姻权而实施的若干积极举措如准假罪犯回家探亲、附条件的与配偶同居等制度，使婚姻权的实质内容在行刑活动中得到体现。
受人类刑罚文明的影响，新中国以来的我国刑罚，即使在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解放初期，国家对罪犯的合法权益，在处置上也还是非常谨慎的。在对待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改造方面，更是非常关爱罪犯权益，彰显人道主义刑罚内涵。虽然此时的权利保障中并未涉及罪犯的婚姻权问题，但也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我国后来健全法制的发展时期，罪犯婚姻权仍一直是没有被法律法规明文剥夺过。
在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中，国家对个体婚姻权始终主张婚姻自由、一夫一妻。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2003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国家对个体婚姻登记只有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没有个体身份的限制。从1954年到1982年的四部宪法以及1984年的《民法通则》、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在这些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法中，只有对公民的合法婚姻权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原则规定，从没有对罪犯婚姻权提及“剥夺”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