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卖淫活动的迅猛发展过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个是公众性观念的开放。事实上，随着西方社会休闲娱乐观念和思潮的拥进，中国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和观念正与西方趋于同步，人们对新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接受能力和容忍程度普遍增多，社会上婚外情、早恋、婚前性行为大量出现，甚至对同性恋等也采取宽容态度，这使得人们对金钱和性的关系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万恶淫为首”的视角转而认为“笑贫不笑娼”。于是社会的宽容和性观念的开放使得中国出现了比任何国家都开放无序的卖淫市场。二是卖淫成因的认识。现在一种观念认为卖淫都已由过去的“生活逼迫型”转为“贪逸自愿型”，即卖淫主要是道德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但正如皮艺军教授所指出的：“需要重申的是，当前卖淫妇女的行为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而不是道德问题。此次调查的卖淫妇女中有62%来自农村，79%为农民和无业人员，已经说明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和从事这一行业的牟利动机。好逸恶劳、虚荣、向往奢侈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这些妇女的主要品质，也不是她们落入风尘的主要动因。不论她们如何做到一夜暴富，这一行业仍然是世上所有行业中最不屈辱最卑微的行业”。

　　最后是毒品的泛滥。毒品在社会的泛滥，尤其是在公共娱乐场所的泛滥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自80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毒品犯罪甚嚣尘上，愈演愈烈，成为困扰我国政府的一道重头难题。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国已由毒品过境受害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受害国，2000年的《中国禁毒》白皮书记载：1999年，全国共查获毒品犯罪案件6.5万起，缴获海洛因5.364吨，鸦片1.193吨，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16.059吨，以及部分可卡因、摇头丸、大麻等，破案数和缴获毒品总量分别比1998年增加2.4%和33.6%。中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万，1995年约52万，1999年为68.1万。现有吸毒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0.54%，吸毒人数中，吸食海洛因的占71.5%，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79.2%。截至199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的1731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因静脉注射毒品感染的占72.4%。”按国际刑警通行的惯例计算，一个吸毒者周围有隐性吸毒者5至10名，则我国的隐性吸毒人数则可能达到340万至680万之多。从白皮书揭示的数据看，我国正处于一个更为严重的吸毒爆发时期。一方面是71.5%的吸毒者吸食海洛因这种传统毒品，表明我国尚未进入吸食毒品泛滥时期，吸食毒品泛滥时期的表现是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大范围、大量吸食。而从缴获的毒品看，则是以冰毒等新型毒品居多。这种矛盾状况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新型毒品在吸食前被我公安机关及时查缴。一种是还有大量的吸食新型毒品的人员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政府掌握的数据失实。但不管如何，这一矛盾状况已显示我国将进入吸毒高峰期，对此不可掉以轻心。马克思讲过，如果有300%的利润，就是杀头的生意也有人做。毒品的高利润有可能使我国的毒品违法犯罪蔓延成灾。毒品制作成本的降低和毒品交易利润的畸高，使得制贩毒品近乎疯狂。毒贩们敢于拿生命作赌注，声称“冒险一次，享受一生，杀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用武装到牙齿的态势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然而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从我们的政府机关到公众，都存在着以毒品危害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在国门刚开之际，很多地区的政法机关领导还觉得毒品问题主要在西南边陲与西北边区，自己脚下的土地基本无毒，未先期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积极预防，而是随着毒品犯罪愈演愈烈才逐步重视的，因而缺少一种先期控制的能力。基本同样的认识，一段时期内，我国对毒品危害的宣传较少，全社会未能大张旗鼓地展开禁吸戒毒的宣传教育，未能使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吸贩毒的危害。许多无知者不懂得染上毒瘾后的恶果，对毒品易成瘾难戒断，最终将走向死亡的生理心理机制缺乏认识，由于各种原因陷入了毒品的沼泽。而人一旦染上毒瘾，就不再是人而是魔鬼，毒品易成瘾难戒断的特性，使得戒毒者不仅反复复吸，还因为为了维持吸毒而成为毒品扩散的帮凶，并进而引发其他违法犯罪。加上毒品犯罪的隐蔽性，使得打击毒品犯罪的效能降低。

　　4、不良政治。不良政治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对违法犯罪所起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对犯罪的错误反应是未能有效预防犯罪的原因之一。

　　不良政治对犯罪的错误反应就是指公共政策对犯罪的错误反应。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或政党就社会公共事务或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法令、措施等等。罪学的角度说，公共政策就是作为决策者的政府在对付犯罪方面能够做什么和选择做什么。好的公共政策就是好的犯罪对策。犯罪经济学的兴起促使人们重视公共政策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提醒人们要运用公共政策来对付和解决犯罪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在犯罪预防的理论和实践中，公共政策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得到充分的发挥，具体表现在公共政策与犯罪对策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套，仍旧是两张皮，各自运转，没有针对性;犯罪对策仍然是被视为与公共政策不相搭界的一套独立的措施体系;对付犯罪仍然被视为仅仅是警察和司法机关的事情;刑罚仍然被当作控制犯罪首先的和主要的手段。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也不例外。虽然我国很早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这是非常有创意的、正确的举措。但在实践上，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工作上的不科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没显示出它应有的效果。首先是认识上的原因，我们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界定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各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并提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的工作范畴，强调打击综治的首要环节，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然而我们至今不知道实行综治是党委、政府的一项政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项法律。各级党委、政府都在例行公文中称贯彻“两个决定”，然则法律的实施和政策的贯彻显然是不同的。而把打击作为综治的首要环节更直接导致了多年来“严打”不断，“严打”经常化，现在甚至提出要考虑“严打”制度化的问题。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严打”的性质必然内在地要求它是针对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的特殊治理手段。把“严打”工作经常化和把日常工作“严打”化是一样的，必然要导致实施者长期处于一种非正常的工作状态，结果是会反过来影响了实施者的积极性和“严打”的效应。实践表明，尽管“严打”声势有助于提高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增强安全感，但从重从快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并不能起到有效遏制违法犯罪的作用。我们的政府看到了前一个优点而持之不放，情有独钟，但这显然是认识上的一种偏差。其次是我们工作方法上的不科学。综治的口号提出来了，但在实施中，综治首先被理解为就是“严打”，然后在打不胜打的情况下，又提出了“打防并举，预防为主”的策略，实施了一阶段后出现了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局面，现在又提出了“打防并举，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口号。这个过程说起来是一个认识过程，而实际上是指导思想、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因为在提出综治这一概念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已经是定好了，只是我们没有去组织实施好。但是这已不在我们进一步讨论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