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北京：欺诈性抚养应当赔偿费用

　　•案情•

　　赵先生和牛女士于2000年登记结婚，2002年生有一女小红。2008年7月，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赵先生带小红做了亲子关系鉴定，证明赵先生并非小红的生父。赵先生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8年9月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起诉，要求牛女士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抚养小红的费用10万元及亲子关系鉴定费2400元。牛女士认可鉴定结论，也同意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抚养费，但愿意负担5000元。

　　法院认为，双方结婚后，赵先生抚养牛女士与他人怀孕所生子女，身心受到了损害，对赵先生要求牛女士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及女儿小红抚养费用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及抚养费的给付数额，应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确定，判决牛女士给付赵先生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小红的抚养费用3.6万元及鉴定费用2400元。

　　•点评•

　　这个案件也证明了《婚姻法》在亲子关系上的一个制度缺漏，即婚生子女否认制度。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所有的母亲都是事实自证的，即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而证明自己就是孩子的母亲;但差不多所有的父亲都是推定的，推定的事实，就是在母亲受胎期间与该母亲同居的男人就推定为孩子的父亲。如果要推翻这个推定，就必须按照婚生子女否认的程序，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能够证明者，即可否认亲子关系。在本案中，赵先生基于这样的关系，被推定为小红的生父，并且延续了六年，直至离婚后进行亲子鉴定，才证明这个亲子关系推定是错误的。牛女士认可非亲子关系的鉴定，生父的推定已经被推翻，确认赵先生非小红的生父。这个制度，《婚姻法》也没有规定，应当予以补充。

　　本案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在生父推定期间，推定的生父受生母欺诈而履行抚养义务，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呢?我曾经提出一个主张，这种行为是欺诈性抚养关系，具有侵权行为性质。其受欺诈付出的抚养费用应当返还，欺诈造成的精神损害，应当予以精神抚慰金赔偿。本案法院判决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返还抚养费用等，采纳的显然是这种意见。

　　17.镇江：妻子侵占植物人丈夫的赔偿款

　　•案情•

　　原告潘某与被告贾某系夫妻，在2005年9月5日的一次交通事故中均受伤，贾某伤势轻微，恢复较好，潘某伤势严重，一直昏迷，处于植物人状态，经鉴定构成一级伤残。面对植物人的丈夫，共同生活了5年的贾某却生异心，在代替丈夫领取交通事故赔偿款35万元以及潘某的同学捐款1万元后，没有用来支付潘某的医疗费及生活费用，竟占为已有，于2007年4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后又撤诉。2007年10月，潘某的父亲作为潘某的法定代理人，向镇江市润州区法院起诉离婚，请求贾某返还潘某的赔偿金和受赠款。

　　法院认为，被告至今未用其代为原告领取的赔偿款35万元为原告交纳医疗费，被告也曾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结合交通事故后夫妻二人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被告代领的35万元事故赔偿款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剩余的27万余元应返还原告，另在被告处的原告同学捐款1万元也应一并予以返还。

　　•点评•

　　点评这个案件，我的感觉是：无理、亏心。

　　最近几年，我特别注意研究对民事行为能力不健全的人的法律保护问题，植物人的法律保护是其中之一。其实，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对植物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没作特别规定，也就是说，按照现行法律，植物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没有受到限制，仍然是完全民事行文能力人，因为植物人既不是未成年人，也不是精神病人。但是，植物人不具有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无法以自己的行为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个法律漏洞，必须填补。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各国都开始修订监护法律制度，普遍建立成年人监护制度，以保护好植物人、丧失心智的老年人在内的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在制定民法总则时，必须建立这个制度。

　　要保护好植物人的合法权益，就包括依法制裁本案中与潘某共同生活5年的妻子的违法行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受伤害成为植物人，接受的赔偿款和捐赠款是个人财产，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配偶无权占有。有人认为，这种财产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错误的。赔偿款具有人身属性，是受害人继续生存的财产保障，必须归属于个人。捐赠款明确归属于个人，《婚姻法》有明确规定。面对植物人的丈夫，妻子提出离婚，是可以理解的;但公然侵吞植物人的赔偿金和捐赠款，将会使植物人丧失生存的物质基础，何以忍心!?本案判决还了社会一个公平，给了植物人一份关爱。好!

　　18.江阴：“不许为母戴孝送终”的赡养协议无效

　　•案情•

　　原告赵小妹是被告赵大刚、赵大民、赵大全的妹妹，四人的母亲王某现今已82岁。2006年，因赡养纠纷，王某将四个子女告上法庭，经调解，四兄妹同意王某由赵大刚赡养，今后的医疗费、丧葬费则由四兄妹平均分摊。两月后，四人又因赡养问题发生纠纷。在派出所调处中，四人签订赡养协议，约定：“兄妹四人尊重母亲的意愿，她可以选择到兄妹四人中的任何一家居住，四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母亲不论居住在谁家，从达成协议之日起，关于母亲的一切费用都由母亲所居住家负责，与其他三人没有任何关系。”“母亲过世后，必须征求母亲居住家的同意，否则兄妹其他三人不得前去戴孝、送葬。否则由此原因所引发的吵架、打架等事件以及一切后果均有(由)不遵守此协议者承担。”协议签订之前，王某前往派出所，表达了其愿意居住赵大刚家的意愿。之后，兄妹四人便在上述协议上签字确认。2008年1月29日，赵小妹以该协议是自己为让母亲早日过安稳日子，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向江阴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

　　法院判决，上述赡养协议约定“母亲过世后，必须征求母亲居住家的同意，否则兄妹其他三人不得前去戴孝、送葬”，有悖于善良风俗，应认定为无效，协议的其他部分有效。

　　•点评•

　　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是《婚姻法》规定的父母子女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内容，这些义务是法定义务，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这些法定义务，有可能构成遗弃罪。子女在父母去世时，都有祭祀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曾经有人对祭祀权提出过质疑，认为没有这个权利。我认为，祭祀权是身份权的内容，是特定的亲属之间一方去世另一方享有的身份权的内容，这个权利内容也是不得剥夺的。在本案中，四兄妹由于赡养问题发生争执，曾经达成协议，但后来又签订了一方赡养其他各方无权戴孝送终的协议。这实际上是剥夺没有赡养母亲的一方祭祀权的约定。这种约定不仅违反社会公德，违背善良风俗，而且违背身份权的权利义务内容，是违反法律的约定。法院判决确认这样的约定内容无效，是完全正确的，正确体现了民法关于亲属关系平等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