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上海 律师
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今年到目前已经发展到“九连跳”。主流媒体却显得异常客观冷静，称富士康的自杀率并不高，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倒是有人开始指责那些自杀的80后、90后太脆弱，甚至称死者“有勇气自杀，没有勇气辞职”。
正好笔者在网上查到一份题为“富士康《新干班违约条款》”的文件，大意为员工如果要辞职，必须支付给厂方“招募成本和综合培训成本”4000元、违约损失5000元、人事代理费每年1200元;如果员工不能适应原岗位，经过岗位调整，“仍不能较好地适应的”，则厂方有权辞退员工，并且员工也必须支付上述赔偿;员工如不能及时赔偿，厂方将冻结员工方“人事档案、户口关系，且赔付额除追加乙方人事代理等所支付费用外，另按原赔付收取每年10%的滞纳金”。
之前《中国经营报》4月26日有报道称：近500名受聘的应届生抗议富士康畸高的违约金是违法的霸王条款。网上也有自称是富士康员工的人称其违约金高达1万元甚至15000元。以上都与这份文件内容基本吻合。看来从富士康跳楼需要“勇气”，辞职同样也需要“勇气”。
但也有人对如此高的违约赔偿条款不屑一顾，“你觉得那不公平，你可以不去签。”应怎么看待呢?首先，劳动关系不是一般民事关系，资方必然是强势的，员工没有公平的话语权，所以才需要国家强力干涉，以扭转这种不公平，包括规定最低工资、8小时工作制、禁用童工等等。签订严重不公平的劳动合同，并不是员工的无能，而是企业的无耻，甚至是违法。
新《劳动合同法》为了限制用人单位滥用“违约赔偿”，规定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向员工提供的培训费用，并且必须是“专项培训”费用，而不是泛泛的企业培训，只有像航空公司培养飞行员才属“专项培训”。据《中国经营报》上述报道，因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富士康特意把“违约金”改为“培训费”，数额保持不变。而为了防止厂家规避法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培训费用”，是指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证”的培训费用。
如此看来，如果富士康没有向员工提供“有凭证”的“专业”的培训，那就无权要求员工支付培训费，更无权以“培训费”的名义要求员工做出“赔偿”，且富士康如果还扣押辞职员工的档案、户口作要挟，更违反《劳动合同法》第85条的规定。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很多人的心理从来没有走出过英国维多利亚的“羊吃人”时代，就是这么认同劳动制度“不公平”。
至于有专家称，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约为十万分之二三，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心存疑惑，比如厂区的人口年龄单一，是否能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如果专家能证明和富士康一样的大企业，都在发生跳楼潮，那么笔者愿意接受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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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休息权是重要保证。富士康的员工劳动时间之长、强度之高令人乍舌，一个人要干两人的活，在机器旁一站就是八个小时，连弯腰也不行，底薪制度要求员工必须依靠不要命的加班，才能获取高收入，在这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下，富士康的员工毫无私人时间，没有时间交友，也没时间谈情说爱，整个就成了工作机器，成了奴隶，休息时间很少，而且是在精疲力竭之下，长此以往心理不出毛病才怪，任何一件小小的烦恼都会摧毁一个人的生存意志。
如此看来，如果富士康没有向员工提供“有凭证”的“专业”的培训，那就无权要求员工支付培训费，更无权以“培训费”的名义要求员工做出“赔偿”，且富士康如果还扣押辞职员工的档案、户口作要挟，更违反《劳动合同法》第85条的规定。
现代市场的活动主体是企业，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厂商(firm)”。经济学家总体上认定，厂商是对市场的替代，用哈耶克的话说，厂商是一种“组织”，跟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市场的性质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