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不能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根据，要不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领域最容易产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对刑事诉讼规律认识的提高，各国对违法取得证据的危害性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并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一般认为：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高业务水平，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的滋生，促进司法文明;有利于制止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任意侵犯，以加大人权保障的力度。但是，我国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绝，学术界也存在较大争议。目前比较统一的观点是，至少应当确立非法收集的言词汪据排除规则。我国已经签署加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做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也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实际上已经确立了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对于由这些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而派生出来的其他实物证据、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能不能予以排除，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学术界争议也较大，目前尚无定论。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虚假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对这种证据一概予以排除，将直接导致审判所能使用的证据很少，最终必然会影响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带来打击犯罪不力的严重后果。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并不在于排除不真实、不可靠的证据，而是为了防止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如果对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仍然采用，无疑是鼓励执法者违法，那么，宪法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司法公正也就难以实现，国家公共权力被滥用的历史悲剧必然会再次重演，显然是弊端重重，所以，只要是违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都应当予以排除。还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非法收集的证据，原则上都应当予以排除，但应当同时确立一些例外情况，以便使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公正与效率都能够得到兼顾。当前司法实践中;应以两高的司法解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