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唐建友的劳动者在广东打工期间突患急性白血病，医生说他只有两个多月的生命了。因为长期从事喷漆工作，唐建友认为自己得的是职业病，但是当他决定申请职业病诊断的时候，却发现困难重重。央视《新闻调查》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面临职业病诊断鉴定之苦的，远远不是他一个人。另一位职业病患者胡旭容，因认为相关部门的一次诊断、两次鉴定缺少依据，却无论如何找不到进一步维权的途径在哪里。(央视《新闻调查》)

　　观看这一期节目，除了自始至终令人窒息的沉重，更在于结尾时屏幕上出现的一行字：就在我们节目播出前一天，6月18日夜晚，唐建友离世。一个到死都没能得到职业病鉴定的普通劳动者，谁也不难体会他离去时心中的悲凉。而类似的悲剧，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群体性呈现，有些还形成了社会热点。比如，去年的新闻人物张海超，因为在上访时得到了领导批示，破例获得了堪称世界奇闻的“开胸验肺”，才证明了职业病对自己的侵害。相比之下，唐建友却连这样的“幸运”都没有得到。

　　申请职业病鉴定难到什么程度?电视报道中的几个简单交待，就让人心冷不已——需要提交给职业病鉴定机构的12个大项的材料，很多都在工厂手里，厂里不提供，劳动者就毫无办法。仅以“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来说，如果企业根本就没有建立，也没有“必须建立”的压力环境，劳动者又怎么可能得到这一材料?这种“硬向柳树要枣吃”的所谓规定，几乎就是“存心为难劳动者”的代名词。除此之外，职业病的指定鉴定机构，无一例外来自“企业所在地”，从理念上来说，被地方政府控制的这些机构，其价值取向到底是为来自外地的打工者维权，还是为当地企业充当保护伞，本身就是很不让人放心的。

　　申请职业病鉴定为什么难，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分析：现有的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资方责任的规定太过虚泛，对劳动者的维权行为过于苛刻，维权通道过于狭窄。在现有环境的约束下，指望按照一步一步地“走程序”，则基本维权无望。归根到底，政府不出面，遇不到“特事特办”的机遇，万事皆休。

　　问题的症结很简单，但是解决之道却未必简单，因为要让整个社会价值观站在“劳资公平”上，要解决的认识问题还非常复杂。中央强调“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可到了地方却有可能以“发展是第一要务”为名，刻意把保护的天平向资方倾斜，回避劳动者的“体面劳动”问题。区区一份职业病鉴定，为何“到死都等不到”?无视生命价值，以“带血GDP”换取短期政绩的公共管理理念，无疑是最该被审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