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刚过，因琐事生怨，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穆营村农民何林年仅12岁的儿子被犯罪嫌疑人刘福来用炸药当场炸死，妻子被砍14刀，嫂子被炸成重伤。何林日子难以为继，想到了向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赔偿。但他的代理律师、河南文中律师事务所徐永祥主任告诉他，尽管尚未判决，但由于犯罪嫌疑人长期“游手好闲、混迹赌场、生活拮据”，民事赔偿很难落实到位。

　　赔偿判决屡成“空判”，被害人流血又流泪

　　何林的遭遇绝非个案。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雷说：“自2002年以来，我共代理刑事被害人赔偿案件69起，仅有12起赔偿到位，到位率仅17%。”河南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常玉峰也说，他经办的20多起刑事被害人赔偿案件，仅有两起赔偿到位。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中哲说，刑事被害人是指其合法权益或权利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般包括直接或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者)。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刑事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在法律实践中，刑事被害人因难获赔偿而使判决屡成一纸空文。这不但使刑事被害人利益受损，还会损害法律权威，同时也不利于罪犯和受害者矛盾的化解。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法指出，刑事被害人获赔难，有学者认为是司法重罪犯权利保护、轻被害人的结果，二者在司法设计及司法实践中不对等。其实，这也是对刑罚功能诉诸对象理解的偏差，片面追求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和一般社会成员的警示功能，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安抚功能却有所缺失。刑法也是保护法，司法人员要树立权利本位的刑法观，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决不能为惩罚而惩罚。

　　陈雷认为，很多刑事罪犯往往一贫如洗，有时 “杀人越货”本身就是其犯罪动机。对这类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罪犯，“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最后多数仅具有程序意义”。去年10月，在郑州打工的李安超因缺钱实施敲诈，将女青年朱某掐死。受害者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李安超赔偿经济损失41万元。一个因为缺钱而犯罪的人拿什么来赔偿?诸如张君案、黄勇案、马加爵案、邱兴华案等轰动全国的杀人案，受害者家属都因罪犯经济状况不好而放弃民事赔偿。

　　多方探索图破解，明确国家责任是关键

　　如何保护刑事被害人利益从而使其免受“二次伤害”?相关各方一直在探索和实践。

　　李中哲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如果刑事被害人无法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那么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对其进行补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曾学刚认为，国家责任论渊源有自，也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该理论认为，犯罪的发生不能仅归于犯罪分子本人，也与国家对公民的保护不力有关，国家因此难辞其咎。但不可就此认为国家为犯罪分子的罪行“埋单”，国家救济是一种基于道义的补偿，而不是法律上的赔偿。因此，国家救助并不意味着犯罪者赔偿义务的消失，国家有权“代位追偿”。

　　1964年1月1日，随着《刑事损害补偿法》正式实施，新西兰成为世界上首个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据统计，截至2005年，包括我国台湾和香港在内的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同时，欧洲及联合国也都有相关公约，倡导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

　　2004年，山东淄博在国内首次实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尝试。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确定10个高级人民法院为国家救助试点。2008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在全国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2009年，中央政法委联合有关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出台了相关意见或办法。

　　刘德法认为，这些探索和实践有利于缓解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境，但效果有限，问题明显。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立法，再加上“息访息诉”的思想主导，获救助者往往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同时，救助资金没有制度化保障，往往捉襟见肘。至于补偿主体、范围、条件、程序、标准、时机等，也都迫切需要立法加以解决。郑州市中原区法院自2008年至今，其100万救助基金中支出资金不到7万元，救助8个刑事被害人。这与该院严格的申请条件、程序、救助额度及时间要求不无关系，“很多被害人干脆放弃了申请”。

　　陈雷说，他所代理的刑事被害人赔偿案件， “赔偿到位者几乎都是调解的结果”。去年10月14日，孟伟因恋爱不成将女友杀死，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为死缓，该案从而成为全国首例“故意杀人轻判案”，社会反响强烈，很多媒体将其解读为“花钱买刑”。实际上，该判决是郑州市中院实践刑事调解的结果。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此，郑州市中院的这一判决于法有据。

　　常玉峰说，值得注意的是，调解应贯穿整个司法程序，公检法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在各自环节及时进行调解，“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利益”。同时，原被告双方的传统思维也需要转变。“杀人偿命” 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被害人家属罔顾事实不断找法官扬言‘不判被告死刑不罢休’，这种现象很常见。”常玉峰说，“这种情况根本没法调解。”还有一种情况也令法官对调解心存顾忌，被告家属竟然以是否判死刑来决定赔偿被害人与否。一旦赔了钱，又被判了死刑，“被告家属会找法官闹”。

　　有关专家认为，刑事被害人补偿救助既是对人权的保护，也关涉社会和谐稳定。因此，继续探索、构建包括低保、社保、保险、慈善等多元保障体系就显得较为现实和迫切。(董芳 訾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