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蔡定剑教授，今天离开了我们，我很沉痛。网络上悼念的文章很多。搜狐网在第一时间，在新闻首页发表了纪念专集。一个并无任何行政头衔的学者，何以获得如此广泛的社会爱戴和尊敬?我们应当从蔡定剑教授的身上学习什么?中国当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蔡定剑教授，我认为他是一位古风尤存的横议处士。我国古代将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叫做处士;将直言不讳地纵论时政的行为称为横议。蔡定剑教授就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横议处士。《新京报》上他有专栏，《南方周未》上时常有他的谠论。对于社会发生的社会重大事件，时常看见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发出疾言和呐喊。

　　这些年来，有些学者得了软骨病，放弃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守护神的责任，放弃了警惕社会、建设国家的历史责任，根据官方的立场决定自已的言论，这些人其实在害政府而不是帮助政府。就在去世不久前，重病缠身的他还发表了“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一重要言论，对那些认为民主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谬论予以重击。记得去年冬天，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颁奖仪式上，已知自已癌症晚期的他发表获奖感言：“我们学校有些学者，不被官方认同。学校领导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护他们。正是这些学者为政法大学赢得声誉，对他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学者，不要短视。(大意)”他说话时的调门并不高，但我感觉这是已知自己存世不久的他，对同事的我们沉重的嘱托。

　　蔡定剑教授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而且是宪政和民主执着的践行者。他对我国的人大制度有着精深的研究，对于中国的民主和宪政历史进程有着准确的判断，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观点。直接去世前的十多天，他还对来访的记者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他与许多学者包括我自己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他不满足于对于现实政治的批评，而且执着地参与着中国民主宪政的建设。他将很多精力用于法治普及与宣传，推进多处地方政改，参与制度设计，包括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

　　他不像某些空头理论家，用云遮雾罩的理论，忽悠社会，营销自己。他不是厌世家，整天发泄不满，指责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他不是革命者，从不指忘民主和宪政可以通过激进的行动，毕其功于一役。他一再警醒社会和政府，要尽可能避免动荡的到来;他某些言论虽然有些 “出格”，但一直能够比较顺利发出自己的言论，我想这和他是建设者而不是革命者的姿态有很大关系。他看到社会的不足，同时看到社会的进步;他用言简意赅的文字，轻声细语的言谈，哺育着他的学生，提醒着他的民族。他是一位坚硬不拔的建设者，他是一位苦口婆心的布道神。他是我们身边的真心英雄。

　　大约四个月前，他还给政法大学的学生作了一场关于政府财政公开的学术报告。他请我为他主持这场报告。在主席台上做报告时，他面带微笑，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但报告完毕以后，他来到台下，坐在我的身边，我目睹他疲惫地用手支撑着头部，闭目养神，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水。由于担心询问他的病情，会加重他心理负担，我没有说话。但在那个夜晚，在那个会场，我真心感受是，坐在我身边这位瘦弱的同事，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国宪政道路上一枝明亮的蜡烛，他正在燃烧着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滋养着学生，照耀着社会。

　　面对网络上蔡定剑教授的照片，我很惭愧，很多他做到的，我没有做到。他在世时，我没有向他求得足够的教益，我很遗憾。什么可以弥补我的惭愧和遗憾?什么才是对蔡定剑教授最好的纪念?我想，这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和宪政事业。

　　蔡老师，作为你的同事和朋友，我和你就此别过。愿你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