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刘阳(音译名)是一位煤矿工人的女儿，今夏她来到了首都，怀揣一张新崭崭的大同大学毕业证书，钱夹里装着1200元，脸上洋溢着坚定不移的神情。

　　来的那一天稍晚，当拖着行李穿过一个破烂不堪、离奥运村不远的街区时，她便首次品尝了现实的滋味，在这儿，还有数万年轻的奋斗者，都是四人挤一间屋。

　　刘小姐找不到栖身之处，对这些拥挤不堪、东倒西歪的建筑，也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四处飘来阵阵垃圾的腐味，她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电影里的北京可不是这个样子，”她不禁感叹道。

　　像刘小姐这样满怀抱负的毕业生甚至往往是家里第一个读完高中的，他们归属于一拨未有先例的中国各地年轻人——他们本应从该国劳动依赖型经济摆脱出来，迈向白领前程。1998年江泽民主席宣布鼓励高等教育发展的计划时，中国各所大专院校一年产生的毕业生是83万名。而到今年5月，该数字已经超过6百万，而且还在不断攀升。

　　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对于努力保持稳定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数据也成了引发忧虑的缘由。经济虽然稳健增长，但并没产生足够的好工作来吸纳大批涌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承受着父母过分乐观的期待，父母倾其所有为他们提供好生活，以确保他们能完成高等教育。

　　“大学基本没给他们提供什么，”张鸣坦言，他是一位政治学家，也是中国教育制度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对于众多年轻毕业生而言，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他们会是不稳定的肇端。”

　　这是一种残酷的转向，中国的老一代移民群体——涌进工业城镇制造出口商品的未受教育的农民——如今却很是抢手，而且熟练工短缺与政府的更严监管驱使蓝领薪水一路上涨。

　　但那些在会计、金融与电脑编程上接受训练的人才如今却似乎供应无限，这导致他们的价值骤降。从2003年到2009年，民工的平均起薪提升了将近80%;同一期间，本科生的起薪却原地踏步，若是考虑通货膨胀的话，他们的薪酬实际还下降了。

　　对于像刘小姐这样受过教育、漂泊在外寻找工作的年轻人，中国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新名词：蚁族。这不仅指他们数量巨大——单是北京至少就有10万人，而且指明他们经常栖身于拥挤的城区，辛苦挣钱，拿到的薪水却甚至连低收入的工人都望而却步。

　　“他们就像蚂蚁一样聚居，有时就住在地下室，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感慨道。

　　中央政府深知不均衡发展的危害，已经试图引导像刘小姐家乡山西省这样的内地省份有更大发展，山西在十年前撤销了国营工业，只剩下一串毫无活力的城市。

　　尽管政府作出了努力，去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比农民平均收入还是多出3.3倍。此种差异，再加上上海、天津和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惊人财富的诱惑，使得年轻毕业生源源涌入。

　　“与北京相比，我的山西老家感觉还停留在1950年代，”25岁的李旭东(音译名)是刘小姐的同学，他的父亲是一位菜贩。“如果我留在那儿，我的生活会空虚乏味，令人沮丧。”

　　虽然近来有些毕业生获得了成功，但许多人还是在挑战与失望的夹击下饱受折磨。生活条件有如狄更斯笔下描绘的那么糟糕，每周6天的工作让他们筋疲力竭，时间除了用来睡觉、吃饭和洗衣之外所剩无几。

　　但许多新来者发现，更大的难堪是那些单靠辛苦工作无法克服的障碍。他们的本科学位大多来自新扩的一批三流省级学校，很难在大城市里赢得尊重。作为农民或工人子弟，他们缺少必要的社交润滑剂，即所谓的关系(或私人关系)，不能像中国暴发户与政府关系户的后代那样走一条平坦的发展道路。

　　他们出身于独生子女家庭，在成长期都被呵护有加，然而他们的蜂拥而入却不符合人口管理的官僚体制，即所谓的户口制度，该制度禁止外来务工者像合法在册居民一样享有住房补助及其他医疗和社会福利。

　　雪上加霜的是，人口浪潮使中国20-25岁年轻人达到了1.23亿，仅比四年前就增加了约1700万。

　　“中国确实提升了劳动大军的质量，但另一方面，竞争也前所未有的激烈，”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如是说。

　　考虑到失业毕业生的供过于求，彭先生建议年轻人或是转而从事更实用的职业，如护士、教师，或是适当调低他们的期望值。“如果他们想花几年时间尝试赚大钱，这没问题，但如果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地方呆的时间太长，他们不但会自寻烦恼，也会给社会造成麻烦，”他说道。

　　刘小姐、李先生与三位朋友7月抵达北京不久，同样来自大同大学的毕业生袁雷(音译名)就给他们的勃勃兴致浇了第一瓢冷水。袁先生为了一份实习工作，比他们早到几个月，但仍然处于失业状态。

　　“如果你不是官员的儿子，你家里又没有票子，生活将会是苦涩的，”吃着6元一碗的面条时，他这样告诫他们，这便是他们在首都的第一餐。

　　天色渐渐黯淡，街上却人流涌动，到处都是赶着回家的年轻的接待员、收银员与销售职员，袁先生引着他的朋友拐进一条阴冷潮湿的胡同，再登上一截摇摇晃晃的楼梯，来到了他的房间。房子刚够放得下一张大号床，他与另外几十个租户共用一个脏兮兮的厕所，在公用区共用一只公用电炉。

　　目睹这幕场景，李先生笑了。与大多数中国年轻人类似，此刻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疼爱、保护和严密监管下。“我跃跃欲试，想出来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下，好好磨炼下自己”他说出了当时的想法。

　　接下来的5个月，他和其他人领受了不曾预料的磨炼。前几个星期，李先生拼命挤进人满为患的招聘会，但每每空手而归。招聘者对他说，他的金融学位毫无用处，因为他是个“外地人”，属于外人，是不受信任处理现金与公司机密的。

　　他最后找到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售楼的工作，但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离开了，因为他的雇主不肯支付承诺的薪水，并且如果每天只要没拉到客户，就要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