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理交通拥堵的政策赶在年底前出台。其中限制发放车牌的措施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自北京奥运会以来按日限制汽车出行的政策，其减轻拥堵的效果已经到头了。这样，那些从明年每月的今天开始，通过公开摇号获得，不知谁能中彩的车牌，就成了一种有限分配的资源，它们比以往别的措施更为直接地反映了道路资源的有限。

　　就在本周治堵政策出台前后，汽油价格破了纪录的时候，北京市场上汽车的销量也破了纪录。而在北京“鸿业兴园二期”，业主们为能租到有限的停车位彻夜排队。“我们既然买了这儿的房子，就应该有车位!”尽管那是一个“两限房”小区，2000多户，只有700多个车位。

　　“两限房”就是限制房价和居住面积的普通商品住房，中低收入家庭优先。根据北京市规划委2007年在常营地块的一次现场答疑，两限房的车位基本按照每10户3辆来配建。

　　因此，上面那个小区在治堵政策出台之际发生的“抢车位”事件，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政府根据居民的住房水平而对其汽车需求的预期与民众对于汽车的实际需求是不相符的。尤其是在限牌政策下，拥有汽车的权利已成为一种在身份平等的居民之间随机无偿分配的资源，这样的需求可能还会更加旺盛。这种矛盾彰显出什么才是真正有限的，而最有限的东西应当怎样分配。

　　现在，重要的已经不是能否买得起汽车了，而是能否拥有一部汽车所对应的权利与资源。汽车的品质和价格相差悬殊，但它们占用的社会资源则差不了太多。因此，政府一旦选择了限制车牌的政策，一个人拥有汽车的权利，就只能是在一个强弱异势的社会格局中公平分配的结果，这样的分配也像许多稀缺性资源的分配一样，必将受到金钱和权力的严峻考验，近日媒体言论已对此设想了各种各样的黑幕。这种忧心其实反映了社会信任资源的有限性，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有限性。

　　因为有限，即使通过公平的分配与合法的交易，这种权利所对应的无偿分配但实际上“有价”的资源，仍然可能最终流向社会的强势者。

　　车牌的“摇号”分配使我更深地感触到，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虽然早已告别了生活资料的短缺时代，但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公共资源的短缺。如果说前一种短缺是个体生活的限度，那么后一种短缺则是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限度。它是最本质的限度，只有发展了，才能看到。

　　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也会使本来存在的社会矛盾更为突出。比如，公车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挞伐的目标，而这次北京治堵政策所规定的公车“零增长”尽管前所未有，却反而在本周引发了舆论对公车到底有多少的追问。结果，人们从有关部门得到的答案却是“不便”或“无法单方披露”，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

　　其实这种对公车的尴尬的态度，反映的不过是另一种公共资源——权力——的有限性。任何政策都是要靠权力推动的。而在大部林立、大官如云的首都，地方交通管理部门推动公车改革的权力的有限性，也是不难理解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即使从限行改成了限牌，每年只发24万个，汽车的总量还是会一年年不断增加的。但是，现实的社会治理只能以追求有限的效果作为目标，而不可能追求最终的解决方案。因为现实的社会既需要保持现有的效率，也需要尊重人们现实的需求和权利。

　　那么，“最终”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汽车，总有一天是开不起，开不出家门的时候。而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汽车，尤其是个体的、家用的小汽车，甭管它已经发展到多么完美，也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所适应的交通工具，并不具有永恒的价值。

　　只有看到我们已经过多地依赖于那些有限的、没法生长的资源，才会意识到，我们人类自身的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其中包括协调生产、生活的制度和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信任。

　　我昨天在《新京报》上看到，自开大奔“顺风车”车主王永，13年里坚持免费搭载乘客上万人。他还将自己关于顺风车的制度性思考提交给市交通委和全国人大代表。顺风车，作为一种节省道路资源的方法，它所求于政府的是制度，所求于人的是信任。

　　而本周五的《北京日报》则报道了明年本市将出台一系列社区卫生改革举措，其中包括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普及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这样，当更多的医护人员走近病人，就会使更少的病人乘车上路。

　　当我们的制度，当我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和社会服务的方式足够合理了，再来看，我们还有多少理由拥挤在路上?

　　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