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庆模式”在左右各派话语的媒体激辩中越炒越火。上个月在上海有“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邀请各派人马出席，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本月初又有著名左派阵地乌有之乡网站，召集一批知名社会人物，为重庆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前有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对重庆市长黄奇帆长达8小时的独家采访，后有多名党政高层领导先后在重庆考察调研，对大方向高调予以肯定。薄黄二人一路走来，有毁有誉。

　　有人称赞说，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意义重大，甚至堪称是“新亚洲模式”。也有人担忧，重庆走地是文革还魂之路，极权人治，不可不防。对于有兴趣者，究竟谁是谁非，其实无须为太多的宏大叙事所困惑，好在现在是讯息来源全面解构的时代，抓住其政策实践的要点，虚实真伪不辩自明。

　　有一点无需争辩，重庆新政是在绝对强势政府的主导之下。对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国家，英国学者罗伯特•韦德有一本名著，《管制市场：东亚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理论与政府角色》。在这本颇具影响的书中，韦德事实上提出了对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挑战，认为通过东亚的日本外加小龙小虎的经济奇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起到绝不逊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推进作用。

　　进而他提出了一个称作“被管制的市场”的概念，来解释先期的日本、以及后来的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不加以仔细的思考，韦德的这一理论，与中国国内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官员的执政理念，简直就是一拍即合。于是常常在表面上，就被简单地解释为，非民选威权政府一样能做好经济，比如早期的南韩台湾云云。胡舒立在采访重庆市长黄奇帆时，曾经问 “政府有无计划退出?”黄就反问道，“为什么要退?!”

　　然而事实上试图把中国与东亚的其他经济体，放在一个框架里比照，在方法上是问题重重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体制基础上的区别。正如海外学者裴敏欣曾经说过，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不能只看今天，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回头看几十年。很多人赞扬中国经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主义的路，而没有采取前苏联东欧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但也有一些人，如研究户籍制度的陈金永教授和特别关注民企的黄亚生教授，看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上被奉为真理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影响犹存，而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

　　在苏俄早期历史上，为了快速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列宁到斯大林采取了一条牺牲农业和农民的策略，来换取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理论家就提出，既然已经无法通过外国殖民来取得必要的资源，强制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就只能以牺牲农民和农业来实现。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对这一套理论的实践，其实际效率是可疑的，而对于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内伤，在整个苏联时期，都一直无法愈合，却是毫无疑问的。

　　苏联的这一套方法，在建国后就被完整地照搬了过来。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国内护照制度同出一辙。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苏式以农补工的工业化理论的具体实践。一直到后来的“人口红利”理论，其实就是压榨农民来补贴工业化思维方式的延续。直到今天，很多人反对开放户口的公开理由之一，就是如此农民一旦没有了身份的限制，将没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支持加工出口产业，那么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将无以为继。

　　在重庆的这次土地换户籍改革的新政中，对“人口红利”的需求，就是最为重要的政策考量之一。换言之，这次号称全国最大胆的户籍改革的动机，并非完全像有些媒体所宣传的，单纯是为了解决二元社会的城乡民生不平等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当地农民(包括外来人口)可以取得城镇户口，贡献“人口红利”也不为过。但是如果全面综合的解读一下重庆的几项重点政策，就会明白，这只是其全面战略的一部分，交出了土地进城的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善。

　　贺雪峰教授曾经就重庆和山东的户籍改革讲过一段话，“村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数百年的地方，不仅仅是农民住在其中，而且是农民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展开的地方，是农民意义世界展开的地方。就是说，村庄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生活性的，是价值世界的，是宗教的，是农民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空间。现在地方政府仅仅为了得到农民的宅基地以复垦换得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这点小事，而 编出种种理由，破坏了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地方政府为了自己一个暂时的小利而破坏了所有农民的千年生活，这该是多么大的荒唐与罪恶!”温总在去年的经济危机时，也曾经对采访的外国记者说过，失业的农民工起码还可以回家种地。

　　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社会对农民而言，现在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避风港，至少可以以低成本保障他们的就业、生活、和住房。但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农民一旦被连根拔起，把土地、房屋都交给政府之后，如果宏观经济有个风吹草动，后果不可想象。重庆市长黄奇帆许诺说，会给进城的农民“五件衣服”：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和医疗。其动机也许是良好的，值得赞赏，但问题是，这一政策在财力来源上所依托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大跃进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却是令人怀疑的。

　　迄今为止，重庆模式的轮廓已经基本清晰。政府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出现，提供充足的土地(这就是土地换户籍的一个原因)和充足的劳动力(进城的农民)，邀请外来资本设厂开工。这样政府手里有大量土地储备(等同于不断增值的金库)，可以解决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如社保和公租房);农民进城，起码在表面上可以缓解二元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解决剩余劳动力，并大大提高城市化程度;而加工贸易业者可以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获得市场竞争力。理想状态下，如此地方经济将是进入一种良性的活跃状态。经济活动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应有尽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增量价值将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

　　然而正如有人所担忧的，这是一种高度主观从而可能导致风险度极高的产业跃进模式。无论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项目，还是户籍改革，要长期运作下去，均需要政府大笔的开支，而这基本上都要从土地批租和工商税收而来。。(从媒体报道看，重庆对于美国政府的大举债、大投入刺激经济方式很欣赏，在实践中也在试图走这条 “大”路。)而一但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波动，政府缺少了足够的收入来源，“筑巢引凤”的设想进展不顺，一个环节破裂，就很难想象这种成本高昂的模式将如何维系。历史上和当前福利国家的困境，都是由于收入政府减少，而福利开支呈刚性无法削减所造成的。要明白这一点，就不能仅仅从地方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