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遗嘱的效力取决于见证人的合法性

    原告刘甲诉称，被继承人贺某是我和三被告的母亲，贺某生前由我和被告刘乙轮流赡养，每家四个月，后其于2007年12月30日去世。

    贺某去世前，其所在的大兴区黄村镇某村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政策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贺某于2005年1月1日与该村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并拥有确权确利土地1.2亩，其去世后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的收益。

    2008年春节前，贺某分得村委会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收益款3500元，该款由刘乙领走，我向其主张该笔遗产，刘乙拒不给付。我要求法院判决我对被继承人贺某在大兴区黄村镇某村人均确权的1.2亩确权确利土地收益享有法定继承权。

    被告刘乙辩称，刘甲所称我母亲的确权确利土地1.2亩及其收益属实。但在2007年4月1日，轮到原告刘甲赡养母亲贺某，因贺某2006年的收益款2000元已由我领取，原告刘甲与我为此款分配产生矛盾，刘甲未按期接母亲到其家居住，贺某此后由我继续赡养。贺某去世前，通过录音立下遗嘱，声明土地受益权由我继承。该遗嘱由我、被告刘丙、被告刘丁以及刘丁的朋友郭某做见证人。

    被告刘丙和刘丁均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本案中被告刘乙出示录音光盘，证明被继承人贺某留有录音遗嘱，1.2亩土地的受益权由被告刘乙继承。但因该录音遗嘱的见证人中被告刘乙系遗嘱继承人，被告刘丙、刘丁系本案的法定继承人，与刘乙存在利害关系，见证人郭某与被告刘丁系朋友关系，故被告刘乙所出示录音光盘内容不符合录音遗嘱的条件，遗嘱继承不能成立。贺某在大兴区黄村镇某村享有1.2亩确权确利土地收益系事实，原告刘甲作为被继承人贺某的儿子，对贺某的上述遗产应享有法定继承权，对于其要求确认对被继承人贺某1.2亩确权确利土地的收益享有法定继承权的请求，应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原告刘甲对被继承人贺某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某村1.2亩确权确利土地的收益享有法定继承权。

    二、法官说法

    在审理遗嘱继承案件过程中，当事人可能会以代书、录音甚至口头形式的遗嘱作为证据，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遗嘱的真实有效性，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17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继承法》第18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本案中，被告刘乙提供的录音遗嘱中，由刘乙、刘丙、刘丁和郭某作为见证人。由于刘乙是录音遗嘱中所立的遗嘱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刘丙、刘丁是法定继承人，与刘乙存在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郭某与法定继承人刘丁是朋友，也属于“与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同样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由此可见，该案中的四个见证人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因此，该录音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发生遗嘱继承的效力。法院最终按照法定继承作出判决是正确的。

    三、法官提示

    通过此案，法官提示广大民众，在需要立遗嘱的情况下，应当尽量选择公正遗嘱和自书遗嘱的形式，如果选择以代书、录音或口头的方式立遗嘱，应当选择两个以上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见证人，以保证遗嘱的真实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