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在量刑中的认定

　　犯罪数额是刑法规定的许多罪名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 是衡量侵害财产型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要依据①。正是由于这种重要性导致了它会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产生重要影响。合同诈骗罪也是如此，合同诈骗犯罪作为一种侵害财产型犯罪，其犯罪对象是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或者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这些财物往往具有一定的数额，这种数额显现了合同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犯罪形态，这种对犯罪数额的概括性认定就显得缺乏可操作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24日实施）中指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但该司法解释也没有考虑到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种种复杂情形，导致对数额的认定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实践中仍然很难对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作出合理的认定。而如何计算和运用数额，对于司法实践中科学准确地认定合同诈骗罪及适用刑罚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指与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相关联的、对合同诈骗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刑法意义的以一定标准计算的财产的数目，也就是货币或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品的数目，包括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是指合同诈骗罪普通构成数额，而量刑数额是指影响合同诈骗行为并对行为的刑罚裁量有影响的犯罪数额，大体可以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数额与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三种类型。合同标的额，是指合同诈骗行为所指向的合同标的总额，它客观地反映了行为人意图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多少以及犯罪行为的规摸、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犯罪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其实质是表现行为人所实现的财产利益或经济利益。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是指对方当事人因为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而减少或丧失的财产数额。它包括直接损失数额和间接损失数额。②这三类犯罪数额都与合同诈骗行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对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在对合同诈骗罪进行刑罚裁量时究竟应该以哪一种数额作为依据呢?

犯罪数额的认定不能脱离具体犯罪的具体形态，只有在具体犯罪形态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认定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数额，并进而作出正确的刑罚裁量。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合同诈骗罪会呈现不同的形态，而不同的犯罪形态中存在着不同的犯罪数额。③笔者试图从合同诈骗罪的既遂、未遂、连续犯、共犯等犯罪形态的基础上，对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在量刑中的认定作一简略探讨。

一、在合同诈骗罪的既遂形态下，宜以受害方的直接损失数额作为量刑依据

这是因为，合同诈骗罪造成的直接损失数额，在受骗方交付给行为人时，体现了合同诈骗行为的非法占有性，以其作为此种情形下的合同诈骗罪的量刑依据，可以全面体现行为人对被害人财产的侵害程度，准确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保证正确适用刑罚，实现保护被害者合法利益的目的;在交付过程中，由于受害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损失，均是由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造成的，完全也应当归责于行为人。如果以合同标的额作为犯罪数额，在合同标的额并未全部损失掉，被害人因受骗只损失了部分财物的情况下，若使犯罪分子对全部合同标的额承担刑事责任，则会造成轻罪重罚的后果；如果以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犯罪数额，在受骗人实际交出财物后、犯罪分子实际骗到财物前财物因被害人以外的原因而减少的场合，这部分损失数额就会因无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受害人的间接损失数额只是在正常情形下其可能会获得的利益，并不必然获得，不能体现非法占有性，因此不应归责于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