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公司这种复杂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公司法》只有区区219条，它对各种公司诉讼只能是作出框架性、原则性的规定。当大批公司纠纷案件涌向法院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无所适从，因为仅仅依靠《公司法》，连谁当原告、谁当被告，哪家法院有管辖权等等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找不到直接答案。看来要想真正把股东利益保护落到实处，必须把《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必须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统一司法制度，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头上。2006年4月最高法院已经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一》），该解释旨在解决新、老《公司法》如何过渡适用问题，并不涉及公司诉讼的具体规定。
2008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外公布并生效实施，这是2005年《公司法》修订后第二个关于适用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它共计24个条文，专门针对公司司法解散和非破产清算问题进行了解释。司法解散程序重在保护股东利益，而清算程序重在保护债权人及股东利益。依据该司法解释，当公司出现僵局股东提起公司解散之诉时，股东就多了一件捍卫自身权益的法律武器了。
所谓“公司僵局”，是指公司股东、董事之间矛盾激化，公司运行陷入僵局，导致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从而使公司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状况。2006年开始实施的新《公司法》，针对公司僵局作出了股东可以请求强制解散公司的规定，这体现在《公司法》第183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但是，由于这一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各地法院对该条文的理解和适用存在较多的争议。自2006年新《公司法》实施开始，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案件比较多，司法界迫切需要统一受理强制解散公司案件的司法尺度。《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此，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一了股东可以提起解散之诉的条件
《公司法》对可以起诉的股东资格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必须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但是，考虑到解散公司诉讼的严重后果——等于宣告一家公司的死亡，也就意味着其民事主体资格的丧失，为防止滥用诉权，又对股东提取解散之诉设定了限制性条件，即必须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可是怎样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以及“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标准又是什么，《公司法》均未明确表述，再加上法院对解散公司的判决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这就导致实践中股东的解散之诉很难获得法院支持。针对此情形，《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条就明确规定了股东可以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四种情况：“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此条的实质是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以及“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作出了四项认定标准：一是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二是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三是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四是作为兜底条款的其他情形。这一条既是法院受理这类案件的形式审查依据，也是法院判决是否解散公司时的实体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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