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之前，若有人预言突尼斯和埃及将爆发两场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迫使执政数十年的集权统治者下台，会被视为无稽之谈。即使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不少老道的中东问题分析家仍然在提醒人们，埃及的情况与突尼斯完全不同，不可能复制突尼斯的革命。

　　但再睿智的评论家也难以预测历史。在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月，历史似乎在阿拉伯世界突然加速。在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爆发的历次民主化浪潮 中，中东各君主国及以共和面目出现的专制国家，均未受到明显冲击。人们通常认为阿拉伯人会习惯性地接受集权的制度安排，而不愿进行变革。一个月之前，穆巴 拉克领导的埃及政权还显得坚如磐石，他似乎也可顺利传位于子。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曾把这样的状态称为“稳定”，但在几天之内，阿拉伯世界的沉睡就似乎被突然打破。发生在突尼斯一座偏远城市的自焚事件，使抗 议在该国迅速蔓延，最终倾覆了本·阿里的政权。在埃及，在数十万人抗议的声威之下，虽然穆巴拉克仍然恋栈权位，但各种迹象——包括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表态， 以及军方立场的逐渐变化，均预示着穆巴拉克可能时日无多。

　　而这场风潮在阿拉伯世界的蔓延速度之快，更是超乎所有人的预想。从约旦、也门到阿尔及利亚，统治多年的执政者或是解散内阁、或是宣布不再竞选连 任，或是承诺解除紧急状态法，给予民众集会示威的自由。多年以来，阿拉伯人似乎是匍匐于统治者脚下、一群面目模糊的民众，但突然之间，他们也变成了一群觉 醒的、富于权利意识的公民，那些历来傲慢的统治者，不得不做出种种让步，以平息他们的怒火。

　　当然，正在埃及上演的革命依然充满各种变数。2月5日抗议者与穆巴拉克支持者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表明现政权及其代表的利益集 团仍在尽一切努力挽救自身。埃及军队正在把自身打扮为冲突的仲裁者和局势的左右者。即使穆巴拉克被迫辞职，军队仍将在政权过渡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还有可 能出现的情况是，抗议者将和穆巴拉克政权长期对峙，从而使埃及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之中，那将加大极端力量崛起与内战的风险。西方分析家还有一个普遍担 心，即1979年伊朗革命的场景在埃及重现：一场起初由学生、市民等温和力量领导的革命，最终为宗教实力接管，转变为一场宗教革命。

　　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在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将近一百年后，法国才建立比较稳固的民主政体。20世纪80年代，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兴起接近十年之后，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才实现较为平稳的民主转型。

　　在历史之轴中，2011年的埃及，也许与1789年的法国或1980年的波兰处于类似的位置。在过去的几周，无数普通的埃及民众已经把不可能之 事转化为了可能，他们发现，横亘在他们与自由之间的障碍，不过是心中对专制者的恐惧。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保持乐观：埃及革命的前景可能更接近 1989年的东欧革命，而不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以军方为后盾，保障社会稳定，逐步走出穆巴拉克时代，走向多党制和较成熟的宪 政民主。

　　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后，纳赛尔主导建立的强人政治模式，为许多阿拉伯国家所效法。而发展到今天，这一模式的弊端已经清晰 可见。如果埃及各派能通过利益博弈建立一种相对稳固的民主体制，可望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树立表率，埃及也有望在相对沉沦三十年后，再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先锋 与楷模。

　　正在埃及发生的事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抗议浪潮，可能反应出自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民族运动以来，这一地区最具深远 影响的一场变化。这场变化理应得到同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更多的关注。中国的传媒和学界不应对此事避而不谈，或者仅仅强调其在短期内造成社会动荡的负面 影响。像1989年之后的东欧一样，剧变之后的阿拉伯世界可能成为一个社会转型实验场，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登台，其相互作用与实施效果值得中国 考察与借鉴。

　　中国人一向有从别国转型历程中吸取经验的传统，故对于埃及的事态发展也绝不可不察。埃及自1952年革命之后历经数次战争，周旋于大国之 间，1982年穆巴拉克主政后虽实行强人统治，但仍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客观上促进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但 1952年的革命者转变为新的权贵阶层，社会贫富悬殊，40%的人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穆巴拉克政府又以维护稳定与安全为名压制社会自由，紧急状态法实施 数十年，给了警察与安全部队滥施暴力的理由，社会矛盾不断加大，民众对现状日益不满，“基法亚”(阿语，意为“够了”)运动已持续多年，最终在突尼斯革命 的刺激之下，酿成今日之乱。民众上街之后，穆巴拉克政府方才承诺政治改革，不再连任或子承父业，又限制一些民愤较大的有腐败嫌疑的高官出境，不由让人慨 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那些使和平演进变得不可能的人，只会使暴力革命变得不可避免。”(Those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will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埃及事变也许是对此言的一个新注脚。幸运的是，目前的埃及还不至于陷入全面暴力的漩涡。但所有转型国家的执政者，也许都应从此事 中吸取教训，否则，虽然在一个许多人所说的“告别革命”的年代，类似开罗解放广场的万人涌动的场景，仍有可能在其他国家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