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埃及、突尼斯等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国内暴动似乎没有引起中国国内过多的关注，各大主要媒体草草带过。这也许是由于年关将之，国人无心他顾，或奔忙于送礼吃饭，或忙于春运返乡，抑或全心关注“国际娜”在澳网的成功。但庆幸的是，我们还有微博。这个极其简单的网络交互平台却产生了无穷的力量，在不停地转发中，更多的人对阿拉伯世界的这场动荡有了更深入和细致的了解，也让我们在虎年结束之前能够有一个机会重新审视国家、民主这些大概念和平常民众之间的关系，并在“十二五”的开年之际触发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更多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埃及动乱之于中国深层改革的影响丝毫不亚于高规格参与达沃斯对中国的意义。

　　此次埃及国内冲突的目标直指独裁者穆巴拉克。这位已至耄耋之年并已连任三届的总统曾几何时受到埃及人民的尊崇。从上世纪80年代担任总统开始，他重视民族经济的发展，坚持国营和民营企业并举;他积极开放经济，大力吸引外资。同时他还在政治上镇压制造极端事件的恐怖份子，加强社会稳定，并在外交上获得美国的支持，使得埃及免受阿拉伯世界战争的影响。然而，就是这位曾经的领袖，缘何会成为今天全埃及的公敌，非要逼迫他下台?

　　从这此冲突里示威者打出的标语可以看出，埃及民众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惩治腐败，遏制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同时，民众还要求改革政治制度，解除对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网络封锁。对这些要求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是日复一日的在我们的媒体中被反复提及。但为什么这些诉求却在埃及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一是由于埃及政治体制形式上的民主特质，使得民意能够透过社会运动这样的形式得以表达。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完全丧失。

　　穆巴拉克政府曾经努力带领埃及这个古老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这使得它获得了国民的认同。然而随着专政制度的腐朽以及在军队和商界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没有任何监督机制的专制体制便会走向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蔓延，包括国家民主党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垄断，通过操纵选举的方式在国会席位上压制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以及纵容亲属滥用权力危害民众。这让民众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无法享受平等的机会和权力，一些民众甚至连工作的权利都没有。穷人一贫如洗，富人坐拥半壁江山。

　　就在冲突爆发以后，埃及政府依然透过军队镇压、切断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方法等高压手段来应对汹涌的民众，这无疑只会酿成更大的社会灾难。应该说，埃及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是缺乏现代性，而在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高度不公正破坏了传统政治权威的根基。

　　可以说，阿拉伯世界一向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不安定的地方之一。从二战后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峙，到造成西方经济灾难的70年代的石油危机，再到 90年代的两次海湾战争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911，阿拉伯世界不仅向全球经济输出着最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同样向世界输出着冲突和战争，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911之后迅速成为美国处理中东问题的理论范本。然而，此次埃及等国的国内冲突却有别于以往“文明冲突”范式下的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对抗。恰恰相反，这场冲突虽然直指美国支持的穆巴拉克，但冲突中发自民众内心对民生和民权的诉求却在无形中与欧美国家所谓的 “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不谋而合。无独有偶，在21世纪初爆发的东欧“颜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着与埃及民众共同的诉求。尽管有西方势力的插手，意图透过“全球民主扩展”战略来拉拢东欧各国，但这些国家在“休克疗法”的巨变后产生的寡头政治和社会高度不平等确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造成社会动荡最根本的原因。简言之，内政不举使这些国家陷入了现代化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