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320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同比增收136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速加快了13.2个百分点。2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其博客发表文章指出，我们交的税成为政府开支，所以政府拿我们的税钱去干什么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意。就其个人而言，他不愿意政府拿自己的税款去补贴富人、去造航空母舰，最不愿意政府拿自己的税款去雇人来限制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每个人都在交税。打电话，点电灯，在超市买东西都要交税。我们交的税成为政府开支。政府拿我们的税钱去干什么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意。不过老百姓的意见不容易集中，对政府的监督也就变得很困难。比如讲，有些政府开支我不同意，可是有人同意。到底这笔钱该不该用就无法决定了。下面我想表达一下哪些钱我会同意去用，哪些钱我不同意去用。

　　维持公共治安，有警察来保我们的安全。小偷偷了我的东西能向警察局报案，有警察来帮助破案。这笔钱我愿意花。

　　道路，路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花钱用于这些设施的投资和运作，这笔钱我也愿意花。

　　为了城市美观，晚上点亮许多景观灯，把城市装饰的很美，要用许多电，这笔钱我也可以同意花。但是不要太过头。终究我们还是一个穷国，还有许多贫困同胞。在别处省一点，在他们身上多花点钱更合理。

　　为了纠正贫富差距，向我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这笔税款我也愿意交。

　　拿我的税钱去修地铁，降低地铁的票价，补贴坐地铁的人，这笔税钱我也同意花。因为坐地铁的人都是一般群众，他们的收入比较低，得到一点补贴并非不合理。同样地，对公交车补贴也是合理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补贴不必要，该花多少钱就出多少钱，各人负担自己的那一部分，这样更公平。这是两种不同的公平观。

　　拿我交的税钱去补贴富人，我当然不愿意。可是这种补贴到处可见。比如我国读大学的学费只够大学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税款补贴。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并不高，高收入者同样享受政府补贴。所以我主张提高大学学费，同时给贫困生较多的助学金。又如我国家用电的电费也是补贴的，富人用电更多，享受的补贴也多，这就很不合理。严格讲，我国各大城市修的环城高速，只许小汽车走，主要是为富人服务的。用大家的税款修这些路是否合理是可以讨论的。更合理的办法是用路收费，拿所收的费去修高速路。福利国家就是人人有份。我国还是一个穷国，做不了福利国家。学福利国家没学像，反而拿大家的税款去补贴了富人，扩大了贫富差距。

　　拿我的税钱修经济适用房，便宜卖给中低收入(事实上是中高收入的，有几十万能首付买房的人不能算是中低收入)的群众，我就不愿意。能够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人不是最穷的人。如果拿我的税钱帮助最穷的人，我完全愿意。但是补贴中低收入者，我认为不合理。更何况经济适用房的分配中还发生了那么多的腐败，我更不愿意了。

　　拿我的钱去造航空母舰，我不愿意。我主张全世界各国都要裁军。我反对军备竞赛。军备上的钱花得最没有意义。不但武器本身要花钱，万一这些武器真用起来还要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各国人民都应该监督自己的政府减少军费，而不是鼓励政府花钱在军备上。尤其是对那些军火商(美国，俄国，中国，法国是全球几个大军火出口国，都有许多军火商)，靠军备赚不义之财，要对他们保持警惕。我主张全球均匀裁军。这是各国政府的任务，更是各国人民的任务。可惜的是只有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才有裁军的理想，一般的政治家都倾向于扩军。

　　我最不愿意出的钱是雇佣一批人来限制我的权利和自由。今年(2010年)12月1日我应邀去新加坡开国际会议，讨论喜马拉雅山流域开发的国际合作，是一个民间学者之间的讨论会。没想到在机场边检被阻挡，说是会危害国家安全。真是笑话之极。我去开国际会议跟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我想，全中国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同意雇一批人来限制自己的自由。前面说的许多种花税款的方法，我的意见不见得都和别人一样。比如造航空母舰，确实有些人是同意的。但是雇人来限制自已的自由，绝不会有任何中国人会同意。这样花百姓的税款是完全错误的。毫无疑问，政府应该立刻解散这些限制百姓权力的机构，遣散那里的员工，让他们去干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