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方的举证情况
本案中对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目的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有：一是被告劳动部门提交的一份书证和三份证人证言，该证据均为公司在行政程序阶段向劳动部门提供。其中书证是宋德鸿在2003年7月份写的个人总结，从总结可以看出，宋德鸿仅总结了其从事的销售工作情况。三份证人证言是当时在场的公司的三名工作人员出具，证明当时经理让韩某去买水，宋德鸿也在现场并提出和韩某一起去，经理让韩某去叫司机门某，但当韩某和门某下楼时车已经开走。二是原告宋德鸿的法定代理人在诉讼阶段提供的一份书证和一份证人证言。书证是宋德鸿的一本日记，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宋德鸿为经理李刚开车的经历。证人证言是由宋德鸿当时在公司的同事出具，证明因宋德鸿有驾驶执照，所以跟随经理李刚跑业务并为其开车。
（二）对原告行政程序中未提交而在行政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应否采纳
宋德鸿法定代理人为证明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系履行职务行为而提供的两份证据均系在行政诉讼阶段提供，在行政程序阶段并未提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依法应当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经审查，本案中，宋德鸿的法定代理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劳动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一次性向其告知了申请工伤认定应提供的有关材料，即需要提供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和医疗诊断证明。原告按要求向劳动部门进行了提交。但劳动部门在对用人单位进行调查时，用人单位提出了宋德鸿驾车外出系个人行为的抗辩理由并提交了有关证据。劳动部门采信了用人单位对该事实所举的证据并作出了非因工受伤的认定。即劳动部门在用人单位对原告受伤原因的陈述与原告主张不一致的情况下，并未就该事实进一步向原告进行核实，从而导致原告在行政程序阶段错失了就该事实的举证机会。由此可见，原告未能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以上证据是由于劳动部门执法程序上的缺陷造成的，并非《证据规定》中规定的“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的情形。
另外，工伤行政确认案件有其特殊性，申请人出于治疗、救助的原因，对及时享受工伤待遇有较强的急迫性，所以一般不会存在行政程序阶段故意不提交，而等到诉讼阶段提供证据的可能性。所以对于申请人诉讼阶段提供的证据，应当慎重对待，具备了证据“三性”要求的，法院一般应作为有效证据采纳使用。
（三）证据认证中的法官心证
虽然诉讼过程是一个发现、收集、运用证据的客观活动过程，但判断证据、认识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本身却是主观活动过程。法官在个案中应当根据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对各种证据证明力作出判断，并以此探求实质事实，因此强调法官内心确信的自由心证制度更代表了法律的现实和发展方向。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即明确规定了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审查证据。所以在法律就证据的证明力没有进行预先设定的情况下，法官在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上，按照经验法则和逻辑要求，合理地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本案而言：
首先，应当对原告提供的书证——日记本的真实性作出判断。经审查，该日记中记录了原告上学期间及工作后较长一段时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从日记内容上看，有对生活琐事、个人情绪的记录，也有对日常开销情况的记录，宋德鸿本人现在的状况是颅脑一级伤残，故伪造日记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根据生活经验，我们内心应当能够对该日记的真实性予以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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