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表述是这样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的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司法解散的实际操作难度之大，让很多人想不到
就像有结婚也有离婚一样，司法解散这一公力救济的确立，无疑为解决公司经营中出现僵局时的股东退出问题，提供了除自行解散、行政解散之外的又一条救济渠道。可尽管这一条款的每一个字大家都认识，实际操作的难度之大，还是让很多人想不到。由此，公司司法解散也就成为新公司法自2006年实施以来，诸多公司法律论坛上的重要议题，法官、学者、律师以及公司股东、债权人等等，均对此高度关注。
就在不久前，成都一起小股东起诉解散公司的案件，未获一审法院支持；而另一起公司股东内讧要求司法解散的官司，则在北京法院获得了支持；上海法院目前受理的此类案件大概有七八件，有判决的，也有调解的，但目前还没有判决解散的。输输赢赢，涉案各方自有想法，但无论面对怎样的判决结果，大家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过于笼统的不足，恐怕都有感受。
笼统的规定，导致在公司司法解散实践中产生难以解决的争议
比如，“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规定，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前置条件，但它是起诉受理的前置条件还是司法判决的前置条件，就有不同看法。尽管大家都认为公力救济的适用，应当以用尽内部救济为前提，这体现的是对公司自治立法精神的贯彻，即尽量扩大公司自治、缩小公司管制的空间。
但有一部分人则认为，只要内部救济没有用尽，法院就不能够受理；而更多的意见则认为，它是判决能不能解散公司的实质要件。
再比如，关于诉讼主体的问题，争议主要在被告。被告到底应该是其他股东还是公司本身？以前大部分的看法认为应列公司本身，有些西方国家也规定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是公司，但现实挑战了这一看法，因为实践中出现大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案件，而同时大股东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据了解，目前在我国，多数人认为应将公司和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也有人认为解散公司之权在股东，公司无需列为被告；还有人认为应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其他股东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较好。据悉，上海法院现在普遍是以公司的其他股东作为被告，考虑的是公司强制解散实际是强制解除股东间成立公司的合意。总之，被告的适格问题争议颇大。
还有，怎样理解“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由此引发的问题包括，发生严重困难或股东僵持达到多长时间方符合司法解散条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一种现实性还是可能性？等等问题都需要具体明确。对界定经营管理发生困难，也需要进行一些列举式的规定，如公司已经无法经营，连续两年未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公司的经理无法正常行使权力达到两年或三年，并且由此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或应得利益的重大损失等。
司法解散后的公司清算问题也是一个焦点
新公司法规定，请求法院清算的只能是公司债权人，没有规定股东可以请求法院清算，只规定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强制解散。但从实践来看，很多人都认为公司发生僵局如果仅仅判决到解散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有人提出法院应当一并裁决公司解散与清算，或在判决公司解散之后征求一下当事人意思，如果股东可以进行清算，则法院就没必要进行清算，如果双方当事人达不成成立清算组的意见，那么法院就应该组织清算，使司法解散判决真正得以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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