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暴虐的强拆，没有自焚的惨烈，没有激烈的诉求，也没有强硬的对峙。在拆迁大限将至之际，只默默地死去。

　　5月10日晚，福建省永春县91岁老人刘线，疑因害怕拆迁后拖累子女、无处可去，在家里喝农药自杀。“她身体一直很健康。”二女儿说。5月17日《法制日报》报道说，按照当地政府的计划，刘线的老房子及儿女所居住的房屋都将被拆迁。根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村民的房屋被拆迁三年后安置房才能建成，期间村民们只能租房住。村里知情的老人表示，死前三四天，刘线一直在抹眼泪，时不时地念叨着“没地方去了”。

　　一种底层生活的真实与逼仄，需要怎样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当地村民表示：“对于有老人的家庭来说，租房太难了。因为担心老人死在自家的房子里，所以没有人会租房子给年纪大的人。”据悉，村子里几十个老人都在为这个事情发愁。这样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西塞罗说：“人无论怎样老，总是以为自己还可以再活一年。”但是对于这位91岁的刘线老人来说，她已经失去了“再活一年”的勇气。这个活过了近一个世纪、历尽无数苦难与动荡的老人，选择在拆迁前夜独自饮下现实的毒药。

　　当被强拆的命运已不可逃避，则刘线老人的服毒自尽，正是一种“望风而死”。这得是多么虚弱的权利与内心，其对应的得是多么强大并所向披靡的权力与意志？相对于连云港市在铲车下自焚的92岁老人陶兴尧及其68岁的儿子陶会西，刘线老人显然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抗。如果说，当汽油当头浇下，陶氏父子心中还残存着以生命的名义可阻挡强拆暴戾之幻想，那么刘线老人无疑连这一点点幻想都没有了。

　　回天已经无力，只剩死路一条。然而刘线老人竟然还可以选择自己的死法。她可以不必遭受陶氏父子那样惨烈的自焚，可以不像安徽省利辛县八旬老人孙仲学那样在家中被活活砸死，不必像武汉一名70岁的老妇那样被人殴打摔入沟内活埋而死。当然，她也免于被地方官员指斥为“暴力抗法”，不会被认为是“勒索政府”。

　　我不知道，刘线老人之死，究竟算不算是一种幸运呢？或者竟可谓是一种有尊严的死？

　　也有人开始感慨了：这是多好的老百姓，宁愿选择在拆迁之前默默地死去，来为拆迁让路，也不给人以批评政府的口实。当地政府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报道显示，此前已有官员大呼冤枉说，仅仅贴了拆迁公告，没有动手动铲，死了人却怪拆迁，难道老人的自杀就不会是因为婆媳不睦或其他原因吗？

　　刘线老人已不能再说什么了，而我们早已不再指望，一些地方政府能够拥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只是为何总是在一些事关拆迁与人命的问题上，政府与民众双方说法表现得如此大相径庭？

　　一个总念叨着“没地方去了”的老人，最终选择了默默死去。而媒体检索近期由拆迁引发的事故发现，老人受伤、死亡的比例极高。并在调查福州市目前存在冲突的多处拆迁小区后，发现抵制拆迁最强烈的正是老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最难接受拆迁后的生活变迁。然而在锐意的拆迁之下，没人愿意去倾听这个群体的诉求。暴力的铲车一再铲除了他们颐养天年的渴望，不得不以老迈之躯被权力随波逐流。

　　一个社会如何对待那些处于弱势的老年公民，总是最能见出社会的道德与良知来的。波斯王子昂苏尔·玛阿里曾经说过：“到了老年，要尽量使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仍旧到处流浪是不明智的。因为衰老和贫困是人的两大敌人。”

　　当拆迁已让人“望风而死”，我们该怎样去找到拆迁的正义？唐福珍自焚事件背后那位著名的“强拆局长”钟昌林，在官复原职后曾理直气壮地表白过：“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那么面对一群日益凸显于强拆大军之前的那个沉默的老年群像，我们又将向何处寻找一个社会及制度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