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河南省滑县半坡店乡后营村农民郭冬至老汉喜领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资金通知书。
日前，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公开通报了该省15起强农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典型案件查处情况。其中有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不到户的，有违规向农民收取“捐款”的，有虚报面积骗取粮食补贴的，有退耕还林补贴不到位的……涉及强农惠农政策的方方面面。这些案件的责任人，都受到了严肃追究。
当前，中央强农惠农政策力度越来越大，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如何避免政策在基层走样，规范干部行为，有待探索。
利用职权截留、抵扣、挪用强农惠农资金、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人口普查为名违规收费……湖北严肃查处15起农村基层违反强农惠农政策案件，要求全省基层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确保党的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怎样防止基层干部“动歪脑筋”?
15起案件，涉及村组、乡镇干部以及乡镇站所、县市“农口”职能部门干部。
“我们不能因为少数案件，就全盘否定所有基层干部。据我们调查，总的说来，粮食直补等惠农补贴的落实情况还是很好的。在政策设计时，我们还是有意‘绕开’乡村干部这个环节。特别是粮食补贴，通过直接发放到农户存折的‘直通’方式，避免资金被截留和挪用。但在实践中，乡村干部这一环其实不可能‘绕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邓大才教授说。
在襄阳市老河口市付家寨村，出现了林业干部将某农户没有进行退耕还林的1亩地作为验收合格上报，却把验收合格的2亩地作为验收不合格上报等“张冠李戴”的问题。在汉川市湾潭乡湾潭村，则出现了村里将本应发包给农户耕种的100多亩机动田归并在村干部名下，截留粮食补贴资金54781元，置于账外用于其他开支的情况。
“如果说前一个案例还是少数干部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细致造成的，后一个案例则反映出，乡村干部在‘保运转’方面压力较大，‘铤而走险’似乎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邓大才说。他认为，当前基层干部有截留、挪用惠农款的冲动，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乡村一级责权利不匹配，事多钱少，为了“做点事”，往往要“动歪脑筋”。他建议，国家及各级财政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工作经费，为基层减压;同时减轻乡村的社会管理压力，或者对村集体承担的一些额外工作提供一定的报酬。
怎样避免基层干部“自己说了算”?
有一起案件格外引人关注。黄冈市浠水县散花镇郭畈村完成土地二轮延包，人口减少的农户不愿意退出多承包的土地，人口增加的农户没有新增土地承包，造成实际人口与承包土地面积不对等。2009年至2010年，郭畈村连续两年在全村土地总面积、总补贴金额不变的情况下，按照各村民小组人头数，虚假填报粮食补贴入户明细表，按人头发放粮食补贴资金，两年违规发放粮食补贴资金共计16206元。
“不按实际种粮面积而按人头发放粮食补贴，这个问题引人深思：国家的粮食补贴，究竟是对农民的生产性补贴，还是收入性补贴?”邓大才认为，国家对种粮农民进行粮食补贴，初衷是鼓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但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只要农民承包有土地，无论种不种粮，都能均等地享受到国家发给的粮食直补资金的情况。“也就是说，有的农民也许没种地，把土地流转给别人耕种了，或者种了其他经济作物，照样能领到补贴。这就意味着，粮食补贴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对农民的一种收入性补贴。”
搞不清楚粮食补贴是收入性补贴还是生产性补贴，一些村干部在发放方式上自己说了算，违反规定操作。
“所以，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粮食补贴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有针对性、差异化地设定操作办法。”邓大才强调，这样既能使政策更大程度发挥作用，又能让基层干部具体操作起来更为规范。
怎样让“下有对策”者无所遁形?
在通报的15起案件中，有5起涉及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不到户的问题，相对比较集中。而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不到户的村，有的同时存在违规向农民收费或村干部白条收款等问题。
对此，邓大才说：“实际上，目前农民负担已经大大减轻，乱收费问题已经非常少了。我反倒觉得，在国家对农民的补贴非常到位的前提下，是否应该设计一定的政策，鼓励农民通过民主决策自觉承担一定的公民义务?”
典型的案例是，天门市蒋场镇官祭口村，一方面未将部分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到户，另一方面于2010年按人均25元、亩均25元的标准违规向群众收取修路捐资款。“修桥修路、兴修农田小水利等等，不可能事事都等着政府拿钱。如果农民能投资或投工投劳，未尝不是好事。”邓大才举例说，广东一些县乡就采取了“以奖代补”的政策，对于农村公益性的建设项目，农民投100个工，政府就奖50个工的资金，既能调动农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又能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
但是，如何把握合理义务和“乱收费”的界限?农民负担会不会一放开就反弹?邓大才认为，关键是落实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农民参与决策的权利。总的说来，为了让中央好的惠农强农政策落到基层不走样，关键是要在政策设计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缩小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建立更加灵敏的反馈机制和更加全面有效的监督机制，让所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者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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