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农民工极端讨薪或者索赔不成后，反而成了“黑代理”的目标(资料图)

　　看准了农民工舍不得花钱找律师、又“怕折腾”的心态，一些“黑诉讼代理”就打着老乡的旗号“乘虚而入”。日前，记者从集美区法院了解到，这样的“黑代理”正在增多，不少农民工吃了亏也只好忍气吞声。

　　怎样让农民工兄弟免受“黑代理”的伤害呢?法官认为，明确法院对公民代理的许可权，是规范公民代理比较可行的做法之一。

　　事件

　　朋友介绍“律师”帮忙讨赔偿

　　在厦门打工的贵州农民工阿勇最近刚刚讨到了一笔赔偿款，虽然讨到了钱，但阿勇心里很“不爽”：一是因为还有一半左右的赔偿款估计要不回了;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给朋友“坑”了。

　　事情得从2008年说起。当年12月31日，阿勇开始接受老陈雇佣，帮他焊铁件。2009年1月24 日，阿勇在电焊过程中被炸伤了。经鉴定，他所受伤残等级为十级。为了讨回自己应有的赔偿，阿勇将老陈告上法庭。当年8月，判决结果出来了，法院判令老陈应赔偿阿勇各项损失共计近8.6万。

　　判决虽然生效了，但阿勇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只执行到了近1.7万。讨不到钱，阿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朋友阿明给他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说有个朋友是当律师的，人也比较负责任，我听他这么一说，就去和他那个‘律师’阿辉联系了。”

　　阿勇说，自己当时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所以联系了阿辉。钱只讨回一半还被“坑”了

　　“谈价钱的时候，他一开始要提成50%，我当时就表示可以接受的是15%，他愿意接就接，不愿意就算了。”阿勇说，阿辉一开始就开出了这么高的“律师费”，让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他还是忍下来了。随后，阿辉似乎也同意了15%的提成。

　　随后，阿辉就正式接受阿勇的委托，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给阿勇代理案件。最终，阿勇和老陈的妻子达成一致，老陈一次性再支付阿勇2.5万，剩下的4.3万余元阿勇自愿放弃。

　　在还有一半左右的赔偿款无法拿到的情况下，令阿勇没有想到的是，他还被阿辉“摆了一刀”。“要付他钱的时候，他又说要提成20%，还说当时协议上就是这么写的”，阿勇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就是对朋友太信任了，连协议上的20%也没有注意”。

　　最终，阿勇支付了阿辉5000元的“律师”费，这笔钱，对于经济拮据的他来说，至少要存半年以上。而一直到了昨天，记者联系上了他，他才知道，原来阿辉并不是律师。

　　调查

　　钻空子 “黑代理”盯上农民工

　　其实，像阿勇这样被“律师”老乡、朋友“坑”了的农民工，虽然总量不多，但有增加的趋势。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集美区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指出，近年来，有一些“黑代理”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日渐活跃在农民工中间，他们以法律工作者甚至律师自居，但却不曾获得职业律师资格或相应的从业资格。

　　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外来农民工，利用农民工法律知识薄弱，但却渴求法律保护的心理，在为数不少的农民工讨薪、工伤赔偿纠纷案件中，以老乡、朋友的身份成为公民代理人参与到案件审理、执行过程中。

　　整体素质不高

　　收费像市场卖菜

　　这位工作人员分析，这种“黑代理”群体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没有统一的管理部门，没有挂靠任何团体组织，以打游击的方式出现在形形色色的案件中;二、人员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基本不具备职业律师资格，只是单纯地自学过简单的法律知识，不曾受过正规法学教育;三、收费标准不规范，收费方式完全依靠与当事人之间的私下协定，就像菜市场卖菜一样讨价还价，没有统一的监管部门进行规制，游离在律协管理之外，对于法定的禁止风险代理的项目仍然收取高额报酬;四、严重扰乱律师行业的秩序，极大影响职业律师的生存环境。

　　农民工

　　“怕折腾”选择“黑代理”

　　在一位法官看来，“黑代理”选择帮农民工讨薪、讨赔偿，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因素考虑。“一方面，劳动争议、工伤赔偿，这类案件没什么技术含量，而且对方都是公司，公司可以执行到位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则是农民工比较容易被掌控。”

　　同时，农民工选择“黑代理”，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相关常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怕折腾”。绝大部分选择“黑代理”的农民工，都没有对“黑代理”的身份产生过怀疑。“他说自己是律师，我就相信了，也没有让他出示任何证件。”阿勇说。

　　一些请过“黑代理”的农民工则表示，选择“黑代理”去帮忙讨薪，也主要是因为自己经不起“折腾”。“一家老小都要养活，我们又是做一天工赚一天钱，根本没有时间经常上法院、律所转，还想着找他们可以省心点。”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法官建议法院设许可规范公民代理

　　有法官指出，在实践中发现，由于缺乏具体的审查标准，几乎每一项公民代理的申请都会被批准。要对公民代理进行规范，当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明确并落实法院的许可权。

　　在程序上，普通公民要成为诉讼代理人应向审理案件的法院提出申请，经过法院的许可后，再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备案登记。通过司法、行政的双重审查，来限制普通公民成为职业诉讼代理人，甚至是“黑代理”。

　　同时，法院还可以规定，当公民代理人有某种行为时法院可取消其代理资格，并在以后的诉讼中也可以此为由拒绝其代理申请，例如向当事人收取报酬，提供虚假证明、证件，怂恿、教唆、暗示、诱导当事人闹事，激化矛盾等。

　　当前运用法院许可权限制公民代理的还不多见，仅有上海、江苏等地的法院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了规范公民代理的规定。

　　律师观点

　　不是亲属关系就不让代理

　　林志铭(福建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法院应该对公民代理设立严格的门槛，在受理这类案件的时候规定，不是亲属关系就不让代理，这样才能避免“黑代理”钻法律的空子。同时，司法行政部门也应该加大“黑代理”的查处力度，其实，这样的违法行为查处起来并不困难。

　　“黑代理”对律师行业的冲击不大。因为“黑代理”和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水平完全是两个层次，而客户群体也是完全不同的。但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角度考虑，选择“黑代理”风险比较大，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代理事故，使当事人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立场

　　别被小利蒙蔽了双眼

　　关于“黑代理”的问题，法律界的人士提出了不少对策，比如建立律师垄断诉讼代理业务的制度，保证当事人得到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确立法院许可，行政登记备案的公民代理诉讼制度;改革律师代理费承担模式，让胜诉方的律师费由败诉一方负担;以及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机制等。

　　各种各样的应对之策，是否有效，还必须通过实践的探索和检验才能了解，而在应对之策还没出台之前，农民工们要如何才能“主动作为”免受“黑代理”的伤害呢?

　　法官给农民工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请律师的时候，看看对方有没有“律师执业资格证”，其次，对方收费能不能提供相应的票据。只要能从这两方面把好关，就可以把很多“黑代理”拒之门外。

　　同时，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有一些农民工陷入了自己的思维模式里，听说法律援助可以提供不要钱的律师，心里还挺“颤悠”，不要钱的律师能靠谱吗?有人就是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去找了 “黑代理”，让人可气又可笑。不过这也提醒了我们的相关部门，得把这方面的宣传，深入再深入，让更多的农民工都能更好地了解法律援助服务。

　　而对于那些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忙着赚钱的农民工们，记者在这也想奉劝一句，得学会算经济账，别让自己赚来的钱还不够被“坑”的。阿勇害怕麻烦，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了朋友介绍的“黑代理”，最终支付了5000元的“律师”费，这笔钱，他至少要辛苦工作半年才能存到。而要是他沉下心来，按程序去申请法律援助，不仅不需要支付律师费，还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试问，到底是哪一种选择更“划算”呢?

　　农民工朋友们，应该更“精明”一点，更“清醒”一点，千万别被一点小利蒙蔽了双眼。(海峡导报 记者 陈洋钦 通讯员 小森/文 张向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