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篇旧文，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被反复提到。一篇是独立学者莫之许2006年的旧文《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一篇是我2007年的旧文《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人们旧话重提，显然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新塘之乱。它们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的特征，似乎被知识界如莫之许和我之类的乌鸦嘴不幸言中。

　　这其实不算什么，因为，这一切本不难预见。在《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中，我曾如此断言：

　　其一，中国农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城乡隔离问题。其恶果，将主要不是在农村本土呈现出来，而是已经并将继续在都市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流民问题。历史上大的动乱，往往都以流民的充分卷入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流民一起，往往若江河溃堤，其势不可阻挡;而且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冲决一切。有如一把野火烧过，烧成一片焦土，烧成一片洪荒。在一片洪荒之上，只好一切从头再来。

　　其二，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是有报应的。城市砍手党只是这种报应的初级阶段。毕竟经济还在增长之中，现有就业空间还能维持。但经济有涨有落，不可能总是一路高歌。但凡经济有大的收缩，然后就业空间相应收缩，千千万万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已经彻底抗拒乡村的新生代民工，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毫无选择，只能沦为流民。

　　其三，这就是说，我关注的农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形成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即城市中的农村。中国当下的农村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到了城市;可能爆发的城乡冲突，将主要不是在独立的农村跟独立的城市之间展开，而是在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杂在城市中的农村之间展开。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断言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经济收缩必然引爆流民危机的断言。刚刚沉寂的广州下辖的增城市新塘镇之乱，其中一个间接推手，应该就是经济收缩。新塘为世界牛仔裤之都，全球每三条牛仔裤中，就有一条出自新塘。但年初迄今，新塘牛仔裤生产线，居然停工一半。大批农民工失业，但又不可能返乡——他们都属于80-90后，多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故乡。他们现在所驻足的城市，才是他们的栖居地，然而，这城市的大门却对他们紧闭。他们就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无根漂流的游牧一族。 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梦想预留空间。社会排斥体制本身，即前述“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不会没有代价。只不过由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深刻的问题被掩盖了，代价的到来被推迟了。

　　但掩盖和推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以社会排斥为显著特征的传统体制，可能是世界上对维持条件要求最苛刻的一种体制，即所有维持条件都必须最优：最优的国际环境，主要是和平;最优的国内环境，也主要是和平;埋头奔富而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大众;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诸多最优条件缺一不可。哪方面都不能出问题，出了都可能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幸运的是，近20年来，这些最苛刻的维持条件，居然统统得到满足。就此而言，近20年的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所谓盛世的高调，所谓大国崛起的高调，皆由此而来。但醺醺然者不懂，这个最好的年代并非常态，它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用不断攀高的防洪堤把它们硬性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上尤其是人心上的堰塞湖。

　　所有社会风险中最高也最难解的风险之一，即为农民工普遍的挫败感。农民工中不乏精英，如果不是因为阶层固化，他们本可以像1980年代的很多前辈那样，完全凭个人奋斗，比如学业上的一枝独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跨入社会主流。但现在他们再没有那样的上升通道，只能听任自己被底层化、被边缘化，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城市治理的失序，于农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城市社会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基层维稳力量已经一定程度上黑恶化。笔者曾目睹某城中村一塌楼事件的紧急处置，拉警戒线封锁现场的居然既非警察，亦非城管，而是清一色的当地烂仔。后来得知，他们都属于该城中村的所谓治安队。这种现象为城市社会所多有。当初在广州街头穷追孙志刚的，就是这样的治安队烂仔。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并没有改善治安队体制。治安队中的烂仔也属于社会底层，有身份的人他们不敢欺负，本地人他们不敢欺负。他们能够欺辱和盘剥的，不能不主要是同处社会底层的外来摊贩和外来务工人员。

　　新塘之乱的导火线，正是治安队与外来摊贩的冲突。冲突真相，当地政府与公众各执一词。但这时真相如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之前，农民工的种种遭遇，已经足以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跟城市主流社会是排斥关系，跟企业是排斥关系，这些也都罢了，居然跟同处底层的当地烂仔也是排斥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懑情绪就这样潜滋暗长，一旦接近沸点，需要的就只是题材。新塘之乱中摊贩孕妇被打，不过一个题材而已。

　　这才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即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优条件不复存在，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打开，就会进入社会灾害高发期。更堪忧的是，岂止新塘，如果经济转入低增长，则千千万万农民工就会像洪水突然从高峡水库中释放出来一样，社会如果没有为他们准备好排洪道，譬如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障，良好的城市社会治理秩序，公正平等的融入机制，等等。那么，仿佛从天而降的千千万万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

　　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我们是像过去那样，把这预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摆平了事，还是正视它，认真解剖它，以期了然真问题的肌理，方便对症下药呢?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岂容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