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只有写判决书的法官自己明了案子的曲折所在，却惜墨如金不愿向公众阐明，那么就为谣言预留了空间。

　　最近云南的一起“先强奸后杀两人”案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

　　云南省巧家县村民李昌奎强奸了19岁少女王家飞，之后用锄头将其打死，年仅3岁的王家红被李倒提摔死。之后迫于警方的天罗地网，李自首了。一审时，他被昭通市中院判处死刑。而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李在犯案后自首，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改判为死缓。近日，这起案子引发了火山爆发般的质疑。

　　死缓判决遭质疑是当然的。先奸后杀，对3岁的小孩子痛下杀手，手段之残忍，令人骇然;且死缓的理由之一———“积极赔偿”也受质疑：李家对赔偿并不积极，是由有关责令其公开变卖物品，受害者家属才得到2万多元赔偿。

　　不少网友认定本案中有猫腻;但与其在每一个案子中去猜“背景”，不如考察司法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长久以来，我国一直主张司法专业化，如今接二连三地遭到民间的“硬球”。司法专业化，本身需要用严密的法理让公众信服，但本案显然没有做到。

　　首先，我国刑法中关于“自首”的规定太粗疏。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像李昌奎这样，案件败露，慑于警方追捕而投案，和那些主动告知警方尚未了解的罪行的，都属“自首”，但这两者从悔罪态度、减轻司法成本而言，天差地别。

　　更极端的是，先逃后投案显然比现场坐等警察抓捕的更恶劣，但按我国刑法前者算“自首”可从轻处理。其实，很多国家对自首都做了细化规定。比如，日本规定：犯罪人在搜查机关发觉前自首的，可以减轻刑罚。

　　不论是像药家鑫那样被警方问话之后自首，还是李昌奎迫于追捕压力自首，都应在法律上有所区别，这才能让普通公众觉得法律的精微、公正。法律做到罪刑相当，也就不会有人打出“满门抄斩”“自首是卑鄙的逃罪手段”之类的旗号，拉法治的倒车。

　　其次，就是法院判决抽象简单，“不讲道理”，不足以服众的老问题。昭通中院一审认为：李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所以判死刑;云南高院二审认为：虽然李罪恶极大，但有自首、积极赔偿情节，所以死缓。这两套“虽然……但是”人命关天，可都没有把道理讲到明处，怎么就不该从轻，怎么就该从轻?若是只有写判决书的法官自己明了案子的曲折所在，却惜墨如金不愿向公众阐明，那么就为谣言预留了空间。

　　罪犯的死与活，当然应由法院独立做出判决。但法院判决如何让公众信服，而不是损害司法权威，这是法官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死刑判决每每转化为网络大讨论，是司法公信的危机。

　　□沈菩萨(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