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月来，从药家鑫案，到李昌奎、赛锐案，几桩关于死与不死的案子，一直在拨动公众的敏感神经。有媒体接到几位读者反映，自己的亲人被杀后，当地高院却判处凶手死缓，这让他们无法接受。有这样一则案例：桂林人梁勇因为家庭纠纷，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并肢解、水煮尸体，在一审判处死刑之后，广西高院改判死缓：因为梁举报了他人伤害罪的线索，属“立功”表现，故减轻刑罚。(《广州日报》8月4日)

　　有媒体把这几个案子串联起来，认为这是一场“死缓翻案风”。这几个改判有很大争议，引起了媒体关注，但这只能说是媒体在关注死缓改判案，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法院正在刮“死缓翻案风”。

　　相反，据《南方周末》8月4日报道，在某省一起杀人案中，被告人属自首，且起因于民间纠纷，一审两次判死缓，但被害人家属一直在上访，省高院也知道“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但还是判处其死刑。这是否可以叫“改判死刑翻案风”呢?不过，最终最高院还是没有核准这个死刑判决。

　　死刑未必是公正审判;死缓判决未必是不公正的。我们与其聚焦于药家鑫、李昌奎是否被处死，不如关心审判的公正性：审判程序是否严格合法，适用法律是否准确。就上述桂林杀妻分尸案来说，如果凶手举报他人犯罪，构成《刑法》第68条所规定的“立功”，可依法从轻、减轻改判为死缓，这未必就是司法不公。

　　现代法治追求罪刑相当、不枉不纵，而不是追求“杀人偿命”。不少人以为“偿命”是千百年来社会公正底线，实则未必，不必引述“野蛮的同态报复已经过时”的书斋话语，只要想想武松杀西门庆该不该“偿命”，就会意识到“杀人偿命”原则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用在所有案子上，必然会产生个案不公。

　　中国古代的唐律，根据杀人行为主观恶性不同，分为6种形态做不同处理，未必“杀人偿命”。现代刑法对犯罪行为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做条分缕析，针对不同的危害程度做精准的区别处罚。无罪推定、罪刑相当、慎用死刑，这才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法治常识，而不是“杀人偿命”。 另一方面，此前在对药家鑫案的讨论中，一些法律学者传播了他们自身关于废除死刑的理念，直接与民意冲突。这未必明智，不如选择小贩刺死城管、烈女杀死官吏的案件。在后一种案件中，公众对于罪刑相当，才有更深刻的思考空间。与其在既有法律制度之外，“超现实主义”地传播废除死刑，不如在法律框架内扎扎实实推进司法公正、慎用死刑的原则，杜绝杜培武、赵作海那种屈打成招的冤案，以形成“最大的公约数”，推动司法进步。

　　其次，在网络舆论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司法应与民间意见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误解、敌视。

　　法院既应坚守独立审判制度，也需放下身段，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向公众传播程序正义等法治理念，而不应动辄称“此案十年以后会成标杆”，这种致命的自负只会引发公众对专业司法的误解。

　　美国一位著名的法官曾说：所谓自由，就是对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李昌奎案从“标杆”到再审，以此为拐点，司法机关有必要对自己的“正确”保持一分自省，对公众的监督有一分敬畏，时时想想：这样的判决能说服公众吗?

　　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各地上报的死刑案中，有约十分之一未被最高法核准;这其中有30%到40%的案件，是因证据问题才没被核准的(《南方都市报》2010年 10月18日)。可见，完善证据，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杜绝刑讯逼供，杜绝权力的不正当干扰，这些都是法院提高死刑案件公正性的当务之急。

　　法者，天下之公器，正义所载，公信所彰。它不应被专业人士所垄断，也不该成为发泄情绪的玩具，唯有公开、透明的审判，接纳批评监督的司法心态，才能融化法意与民意间的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