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2006年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房地产调控各项政策措施，“继续解决部分城市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和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着力调整房地产投资结构，严格控制高档房开发，重点发展城市中低收入居民需要的普遍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建立有效住房保障体系”等。同时，建设部部长也指出，2006年国内房地产市场主要任务是调整房地产的产品结构，生产更多商品房的中低档产品等。
从国内房地产政策的基本宗旨来看，政府是有一个明晰的思路，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走向香港那种高房价、高公屋率的模式，而是以科学的发展观与建立和谐社会为主旨，如何生产更多、更好的绝大多数人有支付能力的中低档住房产品。这一点，从2005年的两个国八条到今年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十分明确的。可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开发商都在利用政策解释的多样性各行其是。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正在向香港模式演进。
如最近有人声称：他不反对高房价，要政府多建平价房。这实际就是要中国的房地产走向香港模式，这也正是国内房地产开发商与一些地方所希望的。在我看来，这种房地产发展模式也是目前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中国也走向这种模式，只会使中国经济走向死路，让国内民众又进入住房计划分配之路，改善住房条件也就无从谈起。
可以说，香港模式最大的问题或深层次矛盾是三高：高房价、高工资、高公屋率、社会财富高度向少数人集中。有人说，高房价是由于高地价的结果。其实可能不是这样，没有高房价，高地价从何而来？只有高房价，才推动了地价一直走高。假如香港政府真的愿意以较低价格把土地拍卖出去，在香港这个完全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房价仍然会走高，只不过让房地产开发商获得更多利润罢了。
那么，高房价的弊病在哪里呢？首先，高房价推高了地价，使得政府以土地出卖的方式向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民众征收了高额土地税。别看人们一向称赞香港是一个低税收的地区，但是如果把高房价这种间接征税计算进去，那么香港的低税收只是一种幻觉。而税收过高（无论是直接税收还是间接税收）必然会增加民众生活成本与企业生产成本，削弱该城市的市场竞争力。
高房价还是一种财富的转移与财富集聚方式。住房不仅是民众必需的生活品，而且它的不动性容易形成完全的垄断。高房价就容易利用这些特性轻易地转移与掠夺民众的财富。香港很多民众都对我说，他们一辈子都是在为房地产商与政府打工，一生的劳累下来有可能就只是得到一套小小的房子。就连大学教授，要购买一个像样的住房，可能也要倾其一生的积蓄。
高房价严重降低了广大民众的福利水平，让广大民众无法分享到整个社会进步之成果。大多数民众无力进入房地产市场，只得进入住房条件十分差的公屋（香港有50%以上人住公屋，70%的房子在60平方米以下，公屋则更小）。而且高房价的负担必然会导致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即没有更多钱进行其他消费。
高房价也容易扭曲市场的产业结构。这一方面表现为房地产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支柱，社会经济对房地产业依赖过度，房地产任何波动都会影响社会未来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决定社会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倾向。香港之所以服务业发达而其他产业成长不起来，就在于一些房屋占用成本过高的产业被自然逐出了这个市场。此外，香港的人力资源成本高也与高房价有关。
高房价也正在威胁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房价高企必然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抑制国内内需扩大。房价上涨表面上带动了不少产业快速发展，但基本上是后向带动，反映最终消费的前向带动小，而且带动的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产品，如钢铁、水泥、木材、电力与能源等。国内出现11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基本上也是房地产后向带动产业及结果。同时，高房价正在加剧国内产业之间的不平衡，即第二产业越来越发达，而且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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