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制度不仅是婚姻制度中的重要篇章，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化最大、争议最多的篇章。新中国自1950年婚姻法始，在婚姻法的三次修订过程中，离婚制度都是重中之重，对民众的生活、婚姻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离婚制度中，离婚的法定标准又是其核心，也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婚姻法学界争论最多、最广泛的课题。
1950年婚姻法彻底废除了封建主义的男性专权制度，建立起现代社会的自由离婚制度。该法第17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由于婚姻法对诉讼离婚的标准未作具体规定，50年代一直有理由论和感情论之争。理由论强调，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无正当理由不得准予离婚；感情论则强调，感情是婚姻本质，只要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就应当准予离婚，而不问理由是否正当。理由论和感情论之争，实际上是过错离婚主义与无过错离婚主义之争。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理由论即过错离婚主义无论在理论界及司法界均占上风，成为主要学说和实际上的判案标准。
1980年婚姻法彻底否定了理由论，第一次在中国采无过错的破裂主义。婚姻法第2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从此，感情破裂论取代了正当理由论，感情破裂与否成为决定婚姻关系能否继续维持的标志，学界普遍认为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婚姻的本质，符合我国离婚立法的发展，是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无过错离婚主义成为我国离婚立法与司法的原则。同时，学界又对“感情破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完全感情破裂论和感情与义务结合论。完全感情破裂论强调感情是确认夫妻关系是否应当维持的唯一标准，即使当事人的理由不正当，只要感情确已破裂，就应当准予离婚，不能用不准离婚作为惩罚过错方的手段。而感情与义务结合论则认为，婚姻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权利义务的关联性，婚姻关系解除与否，不仅应考虑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还应当考虑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子女和社会的利益；在当前婚姻还未全面实现以感情为基础时，在离婚时片面强调以感情破裂为原则，必然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因而，应当强调离婚中感情与义务的统一，不能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标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破裂主义的离婚标准的讨论更为深入。许多学者认为，就离婚的立法原则而言，应当坚持破裂主义，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不尽科学，应以“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同时，也有学者仍坚持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有关离婚理由的规范方式，普遍认为1980年婚姻法的概括主义离婚理由对法官的素质要求过高，过于抽象、难以操作，应采例示主义的混合型立法方式，既有概括性的抽象规定，又明文列举重大离婚理由，解决离婚标准难以掌握，司法实践中判案结果宽严不一问题。根据学者们的讨论所形成的《婚姻家庭法法学专家建议稿》即采取了这一模式，其概括性的规定为婚姻关系是否破裂，同时列举了确定婚姻关系是否破裂的具体情形。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以下简称现行婚姻法）没有完全采纳专家建议稿，认为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改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会引起民众认为离婚标准发生变化的误会，故只对离婚理由的立法模式予以修订，采取了例示主义的混合型立法方式，在概括性规定之后，列举了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情形，该法第3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第3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第4款规定，一方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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