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命不同价”的看法经常看到新闻媒体上报道相关“同命不同价”为标题的文章，以此口号来表达对不同受害人所获得的赔偿数额不同的质疑和不满。这种表述虽然鲜明、易懂,但并不正确,而且其所具有的社会误导性也同样强烈。因为该口号将生命与金钱对价相并列,非常容易让人误解为生命有价,继而推导出如下错误结论:既然生命对每一个人都同样珍贵,那么人身损害致人死亡后给付的对价（赔偿金）也应当一样。同时,“同命同价”的口号抹煞了生命价值中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区别,将其中本不具有“同价性”的物质价值与具有“同价性”的精神价值相混淆,以突出精神价值的“同价性”来掩盖当前社会由于劳动力个体差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异）、地域差异（包括城乡差异）等客观原因造成的生命物质价值的“非同价性”,换言之,生命因伤害而丧失其实并非单一型损失,而是复合型损失,其中既有财产损失,也有精神损失,精神损失固然可以遵循“同命同价”原则,而财产损失则不能依此原则。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也一直实行按不同标准赔偿,一以贯之,并无改变,受害人各得其所,社会效果并无不妥。实践中，如果两个分属于城市与农村的受害人,在不同的时间,在两次相类似的事故中死亡,该种情况与两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实际并无本质差别,可是由于它们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个案,又在不同的法院审理,原告方会先后得到两份独立的判决,而其结果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死者是城市的按城市标准赔偿,死者是农村的按农村标准赔偿）,但为什么长期以来就没有人对这样两份判决的公平性提出质疑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按不同标准赔偿的立法选择完全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的立法目的,具有社会妥当性。

司法实务中如果采取“同命同价”的做法,即对人身损害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采取相同标准,而不考虑受害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那么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就高不就低,也就是说,都按城市标准予以赔偿（就低标准和折中标准都因不足以弥补城市受害人而不可取）。即使在不同城市之间也应采取同样标准,其结果只能以最发达城市赔偿水平为标准,这必然会助长赔偿数额的攀比之风。这样对于原来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如果人身受到损害得到的赔偿将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使其和家人的生活过的比原告好许多倍，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损害赔偿纠纷将急剧增加，交通事故肯定会增加。

“同命不同价”的规定源于最高人民法院《人身伤害赔偿解释》第29条的规定。而实践中，以城乡区别来划分死亡赔偿金的不同，最早见于1992年开始施行的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其中将受害人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不过，在目前法律体系中，城乡区别不是影响“同命不同价”的唯一因素，还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国籍的不同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也是不同的。2006年2月28日颁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规定，航空运输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万元，即个人因航空运输事故而能够获得的最多的赔偿为40万元。但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又称《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国际航空旅客伤亡赔偿限额在航空公司免责的情况下提升到约135000美元，折合人民币为100余万元，这意味着由于国籍的不同导致了赔偿金额的不同。

（2）年龄的不同也影响赔偿金的数额。《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的规定，意味着60周岁以上的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是低于不足60周岁的成年人的数额的。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没有明确未成年人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法。

（3）行业的不同对赔偿金数额也有很大影响。按照《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万元，但是按照国务院公布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中，死亡赔偿金的最高金额为人民币80万元。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中则规定，因为非法用工导致工人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死亡的，按赔偿基数的10倍支付一次性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