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现行制度的反思并提出核心问题

　　在现行公司法中，对于股东之间争议的解决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可以找出的原则性支点是《公司法》第20条及183条。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利……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183条进一步指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它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下面，我们以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作为反思的出发点：在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中，大股东持股百分之六十，两个小股东各自持股百分之二十。为了表示大股东善待小股东的诚意，三人在公司章程中相约：股东会在作决议时，一人一票，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大股东歧视小股东的威胁彻底解除之后，小股东精诚团结歧视大股东的可能性又诞生了。在两个小股东的协作下，公司连续通过一系列有损大股东利益的决议。公司章程中一人一票的约定给小股东提供了合同依据去实现这个结果。而且根据《公司法》第43条保护“公司自治”的精神，这个决议的有效性在法律上亦无障碍。

　　在这个案例中，大股东其实是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虽然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他原则上仍然有查账权和质询权这种边缘化权利，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无法避免在拥有公司大部分资产的前提下，却要被动地接受小股东联盟通过合法程序做出的所有决定。在当初订立公司章程的时候，大股东也只是想表示自己的合作诚意。很明显，他对小股东联盟的力量和可以造成的结果没有足够的估计，这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至关重要的是这种状态直接导致公司存在的基础，即他们三人一起经营合作所依赖的信任慢慢地消失。实质上这是有失公平的，也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大股东可以通过183条提供的渠道来申请公司解散，以退出公司。但是，183条是个解散公司之诉，这违背了鼓励经济发展的立法原则。我们需要注意，本案中，大股东可能希望解散公司得以全身而退。但是，两个小股东却可能还有很高的积极性去保护公司在市场上已经形成的良好信誉、提升公司的业绩，为我们的社会创造财富。183条在根本上消灭了小股东的这种期待，它牺牲了一部分股东的利益以施惠给另一部分，在实体上造成了不公平。综上所述，183条在股东争议案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将是很有限的。法律应该给大股东提供一个退出公司的途径，同时也给小股东联盟一个机会来继续公司的运营和发展。这种情况下，小股东联盟实现他们决议的前提就是他们要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大股东的股票。

　　前文最后提出的这种进路可以使股东之间的关系达到实质性平衡，并保持公司良好的经济前途。宏观上说，对于引入这种进路，现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在现行公司法所构建的体制中，以上这种进路还缺乏法律依据，这是在法律技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不可否认的是“意思自治”和减少法律对公司内部事物的干预是当代公司法的特征之一。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公司自治”原则和法律干预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社会形态和法文化层面上的问题，一样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二、我国股东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法技术层面

　　（一）大陆法系对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关系的认识——基本态度、渊源及功能

　　虽然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承认合伙和有限责任公司在形式上的诸多不同，但是，在原则上又认识到了这两种法律形式内部机制的相似之处。正如卡尔拉伦茨教授在其书中所言，依据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仅仅在与作为团体的公司关系上，而且在股东的相互关系上，须履行合伙法上的诚实信用义务。[1]对这种诚实信用义务的存在基础，他也做出了解释：依据德国法，合伙企业本身并没有“团体章程”，从类型上看，这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一些人的联合，因而，每个合伙人对联合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一般是由全体合伙人共同经营管理，经营的成功或者失败就主要取决于各个合伙人的才干信用，也取决于全体合伙人的和睦相处。[2]很明显，在德国法体系中，也承认合伙企业和小型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内部关系上的相似之处，把股东或者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和睦关系作为这类经济体存在的重要基础。这种思路与Hoffmann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不公平歧视”条款进行解释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相似的，甚至是同源的。在法律渊源的问题上，Hoffmann法官在O Neil v Phillips案中，特别强调了英国有限责任公司与“罗马式合伙企业”（Roman Societas）[3]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这种相似正是他启动衡平法救济的依据。因为，英国衡平法是深受罗马法及教会法（Canon）影响的，继承了罗马法的一些核心思想。[4]另一方面，罗马法对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对社团性质认识的影响深远程度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