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之构造：
被告甲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1月，被告的法人代表丙以该公司名义与原告乙签订一项劳动合同，合同于2000年7月生效，订立合同时，丙未将公司严重的经营窘境告之于乙，原告乙虽然开始了他的工作，但未获得报酬，2000年10月，丙告诉乙，公司因经营困难而不能支付其劳动报酬。现原告乙要求被告甲赔偿损害。
现问：1.该公司在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存在欺诈？
2.如存在欺诈，在《劳动法》与《合同法》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
二、法理分析：
1.欺诈行为与私法自治
张俊浩先生认为：“所谓诈欺，即故意把不真实的情况当作真实情况来表示，旨在使他人发生错误，并进而作出迎合性的意思表示行为。”王卫国先生认为：“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用捏造虚假情况，或者歪曲、掩盖真实情况的手段，致另一方当事人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而进行的民事行为。”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诈欺，系故意使人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行为，可谓系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侵害他人之权益。”
从这几位学者关于“欺诈”的认定有一个共识：即在通常情况下，构成欺诈行为须有行为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即一般是作为构成欺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通过不作为，欺诈行为能否成立？如果成立，在何种程度上成立？
在欺诈民事行为中，受欺诈者因陷入错误而作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其本质上欠缺意思自由，是一种不适格的意思表示，从而也就当然是一种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不符合私法自治原则。所谓私法自治，“指各个主体根据他自己的意志自主构建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私法自治的优越性就在于：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就行为本身而言，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决定是否从事某项行为，即所谓的当事人享有的自决权原则。
欺诈行为从本质上说，由于故意提供虚假之信息，使当事人作出错误之意思表示，是对其意思自由的不适当干预，从本意上讲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根本上讲是对当事人自决权的侵犯，因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尽管如此，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协商一致即法律”，各国民法并未将之一概认为无效，而是给予受欺诈方一切选择可能性，即他可以充分利用撤销权：既可以对该民事行为行使撤销权，使之归于无效，又可以利用撤销权进行投机。在除斥期间，撤消权人可以静观该法律行为是否有利于己方，而作出决断。当然，各国都对除斥期间有一个时间限制，以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必须指出欺诈人不享有撤消权，而必须承受这种不稳定状态的负担。
2、在缔约过程中，当存在重大说明义务时，不作为即构成欺诈
梅迪库斯认为：“欺诈，指有意（故意）引起某种错误”，这里，笔者认为应包含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情况，有关作为之情形，比较常见，这里主要分析不作为行为构成的欺诈。
一般来说，不管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意思如何，谈判的开始，便产生一种信赖的法律关系，即每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希望另一方当事人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考虑他的利益，这就引出合同当事人对有关合同之成立的重大事由的说明义务问题。这种重大说明义务必须对合同成立有重大影响的事实，“缔约过程中原则上存在义务向对方告知可能阻碍他订立合同的目的，因而对他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事实，其范围以良好的商业习惯所能预期得到的告知为准”。就劳动合同而言，应聘者如在订立合同之时健康状况很差，或者不具备从事该工作所必须的复杂技能，其有义务向用人单位说明该情况，否则，一签约，该应聘者的沉默即可构成欺诈。比如，在应聘会计工作的人，即使具备相关技能，但其如有财务方面犯罪的记录，未经用人单位询问，他也有义务向对方作如实陈述，因为该因素对缔约合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否则在对方不知道该情形而与之签定劳动合同，其不作为即构成欺诈。那么，反过来，如果用人单位本身经济状况极差：如丧失商业信用，资不抵债，财务状况极度恶化，极有可能破产等事实，那么即使应聘者未询问，该单位也应有义务告知其存在的经济窘境。“劳动合同是雇佣合同社会化的产物，是雇佣合同随着社会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导致其意思自治被弱化而法律强制性被扩增的衍生物。”这体现了现代民法从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由于市场经济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不对称地位，用人单位获取的信息渠道与信息量的能力相较于一般劳动者更为强大，对于其潜在的经营窘境之瑕疵，一般劳动者须花费相当大代价才能获取，因此其合同前的告知义务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有效地分担风险而言，这不仅合法，而且也是经济性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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