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保护说认为对逾期利率既无约定，应视为无利率，对此利息要求，不应给予司法保护。这似乎与合同的严守原则及合同法第211条的规定（无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是一致的。但严守原则对于一方已经违约的相对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且在这种情况下机械地适用第211条，又显失公平，因为约定期间内，双方曾有约定利率，由于借方违约而致逾期，将这样的“无约定”视为贷方不要求利息显然是不公平的。逾期不履行还款义务系是一种违约行为，从道义上讲，这样做无疑是在纵容这种严重破坏市场信用秩序的行为（我国的这种状况尤为人所担忧）；从法律上看，《合同法》第207条明确规定了未按约还款，应支付逾期利息，同时该法第113条规定：违约的赔偿责任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这里的利益既指依合同实际可取得的利益，更是指一种预期利益即可能取得的财产增值利益。在借贷关系中，贷方按约给付贷款后在约定期间届满后的本息，应是其依合同应得的直接利益，而因借方违约而致的逾期利息，则应理解为贷方预期的可得利益，这两种利益均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从所有权的角度出发，利息是基于所有权的一种法定孳息，无论是在约定期间内还是在其之外，它都是货币所有者依法应享有的权利。换句话说，逾期利息是非给不可的，即使没有约定（除非所有权人放弃）。那么是否就应依约定期间内的约定利率来计息呢？回答这个问题前，先设想一下当初约定利率的背景，这种利率是针对特定的相对人、特定的借期与资金的使用风险等因素而确定的，这个利率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而在逾期利率的确定上，上述几种特定的因素显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而言，相对人的信用降低了，偿还能力也下降了，借期更是届满了，再按原来的利率计息，显然没有合理合法的依据。换而言之，若将原利率适用于逾期过程中，则是将逾期-这种违约行为的表现视为原借款合同在同等条件下的自然延续，这等于抹去了这种行为的违法性，显然是不妥当的。在实践中，也会带来如下的两种弊端：1、如果原利率较高，虽然可被视为一种对违约人的惩罚，但这种惩罚一方面缺少法律上的依据，我国法律一般是不认可惩罚性赔偿的；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借方的还款能力所限而难以实现；2、如果原利率较低，则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放纵了违约；另一方面也使贷方的损失处于继续扩大的状态。
现在只有银行利率说了，唯一的结果当然有最充分的理由。首先要回答的是这个利率是从何而来。在民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法学家们发明了一种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寻找一个能够反映整体水准的平均标准。例如在确定无固定收入之人的误工损失时，通常的做法是以当地平均的人均收入为标准，而一直被标准问题所困扰精神损失赔偿问题，我国的立法者也有意制定类似的标准。运用这个方法，现在的问题是为逾期利率确定一个社会平均值。再看国家的银行利率，在我国，银行利率是由中央银行根据一定时期内国家政治、经济的整体情况及发展需要等综合因素而制定的，它最能反映这个时期的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中货币资金的平均增值能力，虽然其中也有一定的宏观调控的因素，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主要还是服从和服务于市场的整体要求。因此，如果在社会总货币资金的流动中，存在着一个平均增值率的话，国家银行利率应是最贴近这个值的标准。而且，从司法成本与效率的角度看，得到和运用这个标准，都是相当简便的事。在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中，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124条规定“借款双方因利率约定发生争议，如果约定不明，又不能证明的，可以比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这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见于对约定期间内利率争议的处理，但它可否适用于逾期利率的计算呢？从字面上看，《意见》124条并未将这种计息方法局限于“约定期间”，这个疑问来至于我们在司法过程中，人为地缩小了它的适用范围；从实质上看，处于诉讼的借贷纠纷，争议的主要方面就是利率，而且主要是逾期利率，因为约定不明一般源于“字迹不清”或“不同理解”以及对逾期利率没有约定，从常理以及数量上看，前两种情况的发生机率相对后者要小的多。这一点与《意见》124条的规定是完全相符的。因此，《意见》124条立法原意本身就包括了比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无约定的逾期利息。所以说，以银行利率说解决问题，不但最为合理、科学和简便，而且能与现行法规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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