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程序，又称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立法者为确保法院民事裁判的公正，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确有错误的民事裁判得以纠正，而设置的一种不同于普通审理程序?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等?的特别审理程序。它不具有审级的性质，其审查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它的启动导致原审生效裁判重新受到审查，致使案件重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认可新证据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对其在民事再审程序中的运用未作限制性规定。据司法实践粗略统计，因出现新证据而导致对原生效民事裁判进行再审或改判的案件占再审民事案件的40％以上。新证据是导致法院生效民事裁判被无限申诉、无限再审、无限改判的重要原因。大量的生效民事裁判因为出现新证据而被再审或改判，已经造成了颇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具体体现在：
1.损害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动摇了人们对法律和司法的信赖。对法律和司法的信赖是法治的基础，作为适用法律最后结果的生效裁判被随时提出的新证据提起再审或改判，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的合理心理预期，降低了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2.损害了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破坏了二审终审的法律原则，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生效民事裁判因新证据而随时被提起再审或改判，“终审不终”，致使已为生效民事裁判固定的民事关系随时被重新拉回到不确定状态，这显然与民事诉讼“定纷止争”的司法目的是格格不入的。
3.造就了当事人履行举证义务的懈怠，成为恶意当事人逃避民事责任的“合法”、“有效”的手段。几年前，民事诉讼中存在着当事人在一审不举证不到庭，专在二审举证导致大量一审裁判被改判或发回的“怪圈”；现在，这个“怪圈”进一步演变成当事人在一审、二审不举证不到庭，专在申诉、再审阶段举证导致大量一、二审裁判被改判或发回。显然，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即使生效裁判因证据的变化而应予再审或改判，但对一个善意的信赖法律程序并依程序行事的当事人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法院也无法容忍自己的正常程序被当事人恶意利用。
4.妨害了民事诉讼对效益价值的追求。效益又称效率，指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入的比率。诉讼成本除了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如诉讼费用、代理费用、法院及有关部门、证人的人力与物资消耗等，还包括因诉讼导致的当事人社会生活的不便与面临社会重新评价的风险。现代司法理念注重对效益价值的追求，因为“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1］。因新证据的随时提出而随时启动再审程序，必然增加当事人讼累，加大诉讼成本，这与我国诉讼资源有限甚至比较困难的现状是不相适应的。
5.降低了社会对法官职业群体的整体评价。随着违法办案责任、错案责任追究的推行，人们习惯于“以一个裁判结果的正确为理由来证明和指责其他裁判结果的不正确”［2］，而不太注意了解再审或改判的具体原因，也不愿意接受“正确裁判结果并不是唯一的”观点。生效裁判被再审或改判，不论原因如何，作出原生效裁判的法官首先面临的是负面的评价。再审改判的案件愈多，受到负面评价的法官愈多，这恐怕是社会目前对法官职业群体评价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行民事再审程序不限制新证据运用的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现行民事诉讼法所采取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
《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起诉状应当载明“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该条规定说明原告起诉时就应当提出支持其主张的证据，但是，《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原告起诉状未载明有关证据事项的法律后果。同时，《民事诉讼法》未规定被告在答辩状中或答辩期间应当提出证据，这意味着被告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在答辩期间提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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