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以债权质权性质的确定为前提，以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的存在为基础，针对我国法理与立法上忽略对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保护的现状，以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为例，对我国立法进行了检讨。认为应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权利质权中的规定加以完善补充，使之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

　　关键词：债权质权，第三债务人，保护，通知

　　一、分析的前提——债权质权之性质的确定

　　关于权利质权的性质，有权利让与说和权利标的说两种理论。前者沿袭传统民法对质权标的的认识，认为质权标的只能是有体物，质权仅就物上质而言，权利之上不能再设权利，故权利质是以担保为目的而让与债权或其他权利；权利标的说认为质权的标的不限于有体物，有可转让性且具有交换价值的财产权，应与可交易的物一样，也可作为质权的标的，故权利质实为以债权或其他权利为标的物的质权。[1]

　　对权利质权之性质的争论，不仅仅是一种学理探讨，更关系到具体制度的设计问题。若采权利让与说，则出质人的出质行为为债权转让，而根据债权让与理论，债权人一旦让与了债权，就丧失了其债权人身份，对该债权不再享有处分权，其随后的行为不能对债务人与受让人的关系有任何影响。此时若出现权利瑕疵问题，则依照债权让与的规则处理。若采权利标的说，则出质人始终是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债权出质仅仅是限制了出质人对债权的处分权，出质人并没有退出原法律关系。于是，和一般动产质权相比，由于第三债务人的存在，质权人行使质权时必然要受第三债务人的牵制，第三债务人的债务履行行为也受质权人和出质人的影响。因此，对债权质权性质理解的不同，第三债务人与出质人、质权人之间表现为不同的法律关系。

　　就债权质权性质的两种观点而言，权利让与说难以自圆其理之处有三：首先，权利转让说承认权利可以让与，即权利人可以处分权利。可见，权利转让说并不否认权利可以作为处分权的客体。其机理暗含了对权利之上可以存在权利的肯定。其次，权利转让说仅仅以标的的外在表现形式断定权利不能成为质权的标的，而不考虑质权的价值权本质，实难有说服力。第三，该观点不能很好解释转让行为如何产生出质行为的法律效果。

　　此外，虽然债权的让与和债权出质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债权让与中许多规定可适用于债权出质的情形，而且债权让与所生之法律变动，较诸债权设定质权者为甚，是以债权设定质权与债权让与下第三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自可作同样的考虑。[2]但是，由于所涉法律关系不同，两者实属不同法律行为，其所生法律效果难免有所差别。因此，即使是在权利让与说中，关于法律的构成意见，也有附停止条件的权利让与说、权利之创设的让与说、并存的让与说等三种理论，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并存让与说，也认为该权利让与，为担保的目的而受限制，在此目的必要的限度内，质权人取得出质人的权利，且得行使之，但出质人的权利并不因此而全失。[3]

　　当然，对权利让与说的质疑，并不能逻辑地证成权利标的说。我们认为，权利标的说之所以更为合理，主要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首先，债权之所以能够出质，其前提之一是债权的财产化。罗马古代法认为债的关系存在于特定人之间，不能与主体分离，因此债的当事人不可更改，债权不能让与他人，债务也不得由他人承担。 [4]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人视债发生在当事人身体之间的关系，该种关系具有极强的人身性，从整体来看未脱离人身责任的范围，其经济关系的性质甚微。后由于债权不能转移有很大弊端，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于是在罗马法上出现了各种救济措施，使债权的转移得以出现。罗马法上的这种变迁使债权债务关系脱离了人身性，债权上所负载的经济财产价值得以初现。由于任意处置人身的自然法则在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失效，债的经济色彩逐渐浓重，它在近代法中逐步取得了完全的流通性，失去了人的色彩而实现了独立财产化。债权财产化独立的结果，一方面是债权非人格化倾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全部财产担保化的倾向①。非人格化债权需要的无限提高和从全部财产引出尽可能确实的、便宜的、多额的担保价值，正像表里相连。其结果，是债权与担保权融合为一体。[5]融合的表现即为债权质权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