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虎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前不久，湖南省物价局批准长沙市、岳阳市等地上调水价。根据批复，长沙居民生活用自来水价格将调至1.31元/立方米，加上引水工程费、污水处理费等费用，居民到户水价将由原来的1.88元/立方米上调至2.58元/立方米，涨价幅度高达近30%，这在长沙市民中产生了巨大震动。

　　但这次水价上涨是经过了听证程序的。在去年底举行的听证会上， 针对长沙市的水价调整草案，30名参与听证会的代表的意见是：27人赞同或原则赞同上调水价，3人不赞同或建议暂缓调整。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听证代表都赞同有关部门提交的方案，水价暴涨依民主程序得以通过，因而具备合法性。

　　然而，长沙理工大学学生社团“大禹之子”的调研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个大学生社团在听证会后的8个月，“鉴于水价大涨在市民中产生极大反响”，悄然开始了自己的调研活动。他们的初衷是想了解长沙市可用水资源状况，居民对水质的满意度，以及市民对现行水价的评价。其方法与政府部门组织的听证会不同，他们通过走街串巷、登门拜访、发放调查问卷形式，试图了解居民对这种新政策的满意程度，并总结长沙市实行该政策的可行性。该社团熟悉水利工作，其调研曾多次获得湖南省和水利部好评。

　　学生们在走访了1000多户家庭后得出的结论显示：长沙市民对水资源表示担忧的仅占调查总数的30.30%，对有关方面最后拟定的水价，有一半以上认为偏高。还有其他一些调研成果，基本与听证会结果是相逆的。

　　为什么听证民意与大学生社调结论差别如此之大，哪个更为真实?其实，纵观这些年来频频发生的听证闹剧，不难发现，不少听证会已基本变成了一场表演，听证代表只是根据听证会组织者的安排进行相应的演出。

　　听证会本来是表达民意诉求的较为直接的民主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多国家都在实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为什么听证会在我国一些地方却变了味道?这主要是因为听证会被操纵，操纵者为了达到目的，取得某项措施的合法性，因而对听证会进行了导演。民主往往就因为某些细节的不当、组织者的私心而造成程序失范、结果失衡。

　　而“大禹之子”社团作为一家学生社团，反而能够根据专业知识和各种专业措施，调查出具备一定公信力的民意，这说明在听证改革方面有必要提升专业社团等社会组织的地位，让社会组织能够以一个较为中立的立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组织那么多场听证会，听证的结果反而不被民间所接受，是应当好好反思了。

　　组织听证会的初衷一定不是搞假听证，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在听证会的公信力日渐消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考虑重建听证会的公信力。如何重建?一定不是具体干预听证组织活动，不是事先把听证内容确定下来不得更改，不是找一些听证专业户来大唱赞歌，如此行事只能是适得其反。对于听证会等民主形式公信力的重建，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天然空间。大学生社团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专业社团的能力相信更加适合。即使现有的社会组织可能在组织听证会、调查民意等方面的能力不完全足够，但只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局面只会比现在听证会乱局更好。

　　但是，核心并不是听证会的组织问题，而是听证会背后涉及的利益问题。一旦让社会组织介入，会不会出现听证结果不符某些领导预期的情形?比方说，会不会阻碍水价等公用事业大幅涨价?一些领导可能会担心局面无法掌控。

　　但是，有关方面更关心的不应当是利益掌控问题，而是社会的长治久安问题。要巩固执政基础，就应适当放权给社会组织，让民间能够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万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不妨从听证会改革做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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