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

　　大众舆论对司法的评判，不应以“事后诸葛”的心态去否定司法正当，要知道，法治的理性并不是仰仗司法去还原真相，而是强调司法按逻辑规则出牌。

　　在社会多元化的调整机制中，法律与道德原本是两套相辅相成的规范体系，但当道德规范乏力并引发法律纠纷时，围绕两者的纠葛就变得错综复杂。近年来，在媒体带着良知冲动的捕捉下，一些道德个案反复被放大，司法对此类案件的介入不断成为焦点。

　　面对道德失范带来的纠纷，正式的法律制度往往显得那么笨拙，按照司法客观规律给出的裁判结果，往往距离公共舆论的期待十万八千里。在很难满足公众道德期许的情况下，司法便招来质疑声声，道德与司法公信力出现双重损耗。

　　在我看来，司法介入道德案件，一开始就容易陷入真相难以还原的困局。法官断案，虽然讲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此“事实”非彼“事实”，它不能像电影回放那样去重新发现，而只能立足现有证据予以合理推定。也就是说，司法所认定的事实向来只是建立在证据链上的法律事实，而非公众期待的客观事实。

　　这便存在两种假定可能：一是司法基于证据认定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判决结果自然不存争议;但道德案件更多地属于另一种情形，司法机关很难掌握到全部的事实证据，此时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证据优势作出裁判，一旦与之前公共舆论占据的道德制高点相违背，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化解这样的道德与法律冲突，司法尤其需要按逻辑出牌。既不能受到道德压力而失去客观中立立场，又不能面对质疑而固步自封、无所作为。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准确判断、合理认定证据材料，严格依照证据的证明力标准进行法律推断，理性分析道德案件的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上公平划分法律责任;与此同时，还要勇于向社会展示判决的推理逻辑，让公平正义得到清晰的展现。

　　普通民众总喜欢“以结果论英雄”，在见识了身边诸多的道德缺失现象后，期待着司法能够辅助道德“一臂之力”。只是在更多时候，法官的判断是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法律推理基础上。而每个案件都如同是一片“绿叶”，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如何将个案中的推理“脉络”展现出来，乃是一门很重要的司法学问。其中的先决条件，便是必要的司法公开，当判决受到朴素正义感的公众质疑时，拿出证据链条展示判决的严密逻辑，就成为化解误读与隔膜的关键。

　　当然，在理解公众道德焦虑的同时，也要求公众形成理性的司法观。我们不能因为案件结果合乎最后的事实而欢呼雀跃，也不能以事后真相的发掘而否认当初司法的正当。任何一起案件的裁判，只能立足于当时的证据基础，即便这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所在。大众舆论对司法的评判，不应以“事后诸葛”的心态去否定司法正当，要知道，法治的理性并不是仰仗司法去还原真相，而是强调司法按逻辑规则出牌。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步入理性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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