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近日发布《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务行为将实行终身负责制，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有人为之欢呼，似乎又一项“制度创新”诞生了。

　　“终身负责”好比“终身保修”，责任之重重在“终身”，意味着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公务行为效果或近或远，有些行为“后效”立现，但有的被问责，有的被放过;有些行为“后效”要等多年后才显现出来，只能“秋后算账”。终身负责，则责任追究不是“只在朝朝暮暮”，从理论上说，公务行为不负责任的风险大增。

　　但所谓“终身负责”，是相对于公务行为发生之当下而言的，等于寄希望于将来。对不负责的公务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是社会正义的一个方面。法谚云，“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对于不负责任的公务行为，如果不能及时追究，就会有人权利受损;将来追究，正义已经“迟来”，按理“不是正义”。对公务行为的责任追究，必须立足当下，所谓“终身负责”充其量是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措施。

　　终身负责直接针对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当下该承担责任而未被追究，二是公务行为的“后效”只能观之于将来、责任只能将来追究。两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不作为、乱作为，可能是由于违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原则，总而言之是权力不规范，不受监督与制约。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结果往往就是责任不能落到实处。责任当下得不到落实，我们却设想责任会在将来受到追究，这实在是一件令人缺乏信心的事!

　　现在实行依法治国，我们不妨再从法律和政治实践两个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公务行为的责任，可分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党纪政纪责任。追究刑事和民事责任，必须诉诸刑事和行政诉讼，而刑事和行政诉讼都有一个时效问题，刑事诉讼追诉时效是5到20年，行政诉讼时效是自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显然，公务行为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受到时效限制，不可能“终身负责”。当然，党纪政纪处分不受追诉时效限制，发现公务行为有问题，随时随地可以处分随之。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无不强调对权力的实时监督与制约，如果权力行使不规范，人们可以循代议体制和司法等多种途径寻求救济，重在即时纠错。假设某地领导动议建一座“国际机场”，预算100亿元。兹事体大，必须保证决策不出大的问题，如果当下不负责，100亿元就打水漂了。制度文明，就是保证程序合法，先进行可行性论证，再根据论证情况走民主决策程序，防止领导人拍“脑袋”。

　　揆诸中国现实，不乏有地方因领导拍脑袋而建了“国际机场”，闲置在那里二三十年，但有谁想到过要他“终身负责”?真要他负责，领导大可以辩解说，不是机场建大了或者不该建，而是继任者没有把地方经济搞上去。当然也有像郑筱萸退休之后被查处的案例，但他们的问题往往涉嫌违法犯罪，且在法律追诉期内，根本就不是针对一般公务行为的“终身问责”。

　　要公务人员负责任，当务之急还是规范权力，让人民群众都来监督和制约权力，施加压力和影响，使权力立即负责、当下负责，谁不负责谁丢饭碗。“终身负责”，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千万别用它麻痹了我们规范权力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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