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正处于恶性事故高发期。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颁布不少，为什么还会反复出现恶意犯法行为?犯罪成本低、惩罚力度轻是重要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唐宋时期惩治食品安全的“重典”值得今天借鉴。

　　其实在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普通百姓基本上以“吃饱”为目标，收成好的年头吃得好些，收成不好甚至大灾时，啃树皮也是发生过的事。但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也仍有贩卖有毒害食品行为发生。比如在唐朝，一些不法商贩将变质的肉拿出来继续卖，到了宋朝，不仅变质肉，还有陈米充当新米、注水肉等也时有发生。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制造“问题食品”的手段越来越高明，成本也越来越低。

　　马克思曾说过，只要有300%的利润，违法经营者就敢冒上断头台的危险。其实不仅食品造假自古已有，在西方工业国家发展过程中也并不少见。但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都为我们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提供了一个思路，即重罚。

　　以唐代为例，当时对食品安全极为重视，出售变质肉类即可获极重刑罚，最重将以谋杀量刑。而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法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两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相比之下，正是这些低惩罚成本助长了食品安全犯罪。

　　法律必须起到震慑作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必须进入“重典惩罚”时代，只有让制假贩假、危害他人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人，付出全部资产乃至生命代价，食品安全恶性事故才能得到遏制，使违法者对法律产生真正敬畏，不敢轻易犯罪。这至少包括两点。

　　其一是强大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目的主要是对其他企业进行威慑与警示。《唐律疏议》规定，商家如果知道脯肉变质有毒而不进行销毁，仍让其流入市场，将被责罚杖打90，同时销毁所有有毒物品;如果故意出售或赠送变质脯肉致人中毒，将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若导致死亡则将被判处绞刑。此外，如果故意让老人和儿童吃有毒脯肉，将以谋杀定罪。在现代社会，严刑已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重罚的作用日益突出。反观我国现在，惩罚性赔偿一直是个禁区，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都鲜见惩罚性赔偿。出事企业只是被监管部门草草罚点款了事，事后还活得好好的，根本对其他企业形成不了任何威慑。这也是我国食品类企业屡犯恶性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是通过发达诚信体系，让作假企业贷不到款，融不到资，活活饿死。以宋朝为例，宋朝延续了唐朝惩治食品安全的严格律法，并在此基础上增加行会制度，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必须加入行会，接受行会的监管。各个行会对商品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并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如果流入市场的商品被发现安全问题，整个行会也会受到牵连。目前我国虽有行会，但监管力度却远远低于社会期待，监管部门应建立食品出事企业黑名单制度并及时公布，国家应强制规定金融部门对这类企业进行“限贷”。如果这个诚信贷款挂钩体系建立起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大半。▲(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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