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起诉垄断企业不等于私人诉讼赢面扩大，举证责任倒置不代表原告能顺利获得有利证据。

　　5月8日，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规定，公民因垄断行为遭受损失提起诉讼，法院应该受理;对于联合提价等垄断行为，被诉垄断企业承担举证倒置责任。最高法称反垄断民事诉讼不需要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

　　放眼世界，反垄断法的执行可以分为公共执行、私人执行两种方式。私人执行，无论从法治原则——“有损害必有救济途径”，还是便捷性、经济性和效能，都比公共执行更佳，成为反垄断诉讼的主要途径。反观我国，反垄断法实施3年多，反垄断私人诉讼案件只有寥寥数十件，且都没有善终，以至有人认为这是“最近几年法律实施中情况最糟糕的事件”。

　　相对于其他领域，反垄断诉讼仍如坚冰一块，私人诉讼更是寸步难移。究其原因，意愿不足恐怕是第一位，行政以及司法部门皆然;法律条文过于粗疏、可操作性较差是其次;在垄断企业面前个人处于劣势地位、举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收益低等现实困境是第三。《反垄断法》第七章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仅是一条宣示性规定，每个字词都存在解释空间，要真正发挥作用有待于一些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加以补充。

　　最高法出台规定，公民可以直接起诉垄断企业、举证责任倒置、不需要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作条件等，都可视为降低反垄断门槛、正面激励私人诉讼行为之举，对于深受垄断之害而又维权无门的公众来说将是一个福音。放宽私人诉讼，吹响反垄断集结号，对市场垄断行为也是一种震慑。当反垄断成为全民共识，企业仍不顾公众感受、大搞垄断便是一种不智行为。

　　可以起诉垄断企业不等于私人诉讼赢面扩大，举证责任倒置不代表原告能顺利获得有利证据，而不需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作条件更不说明行政影响力式微，也就是说，这些解释作用仍有待观察，我们当保持谨慎乐观。如果说对反垄断私人诉讼还有什么期待，至少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譬如，损害的确认。被禁止的反竞争活动对当事人的损害可以是“直接的”、“即时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潜在的”，受到何种损害才具备私人诉讼主体资格?典型的垄断违法行为通过经济活动的“涟漪效应”损害无数潜在的原告成员，是否都有起诉的资格?当公众确实受到了垄断行为的损害，但损害程度很小时，是否应该提高损害赔偿额度，提高私人诉讼收益，激励公众积极参与反垄断诉讼?

　　更大困境在于，就目前公众感受最深、怨气最剧的油价、房价、电价、水费、医疗费等，这些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行政垄断的影子。有些表面看似市场化经营，背后还是行政的翻云覆雨之手在操纵。这种源自于市场以外的、与市场要素及市场运行法则不兼容的力量酿成的市场垄断，才是最可怕的，因为公众在这种垄断面前毫无博弈能力。普通企业串通涨价，垄断性质明显，而这些“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企业产品涨价，根本不容商量，哪怕公众意见再大，除了接受没有其他选择。放宽私人诉讼，能否慢慢融化行政性垄断的坚冰?这才是最值得期待，也最难攻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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