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断出现官员性侵幼女案件，大多被判嫖宿幼女罪。日前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称：“嫖宿幼女刑罚过轻”是个伪命题，“刑罚重不重，不能光看纸面。司法实践中，99%的嫖宿幼女罪判得比强奸罪重”，“5年的起步刑”，已是“比强奸罪更严重的定位”。(7月20日《中国青年报》)

　　“99%的嫖宿幼女罪判得比强奸罪重”，从何得来?并不是一个统计数据，而是强化肯定的夸大说法，也是昧于现实的一偏之见。阮教授的持论依据是：强奸罪的起刑点是3年，而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则5年。强奸幼女作为强奸罪中的量刑加重情节，据广东省一个基层法院刑庭官说，“一般加重(基准刑的)30%左右”(7月6日《南风窗》)，也就是实际通常判到接近4年，与嫖宿幼女罪的5年起刑点，距1年略余，差别并不大。而这，仅是就性侵1次、涉及 1名幼女而言。

　　说阮教授一偏之见，昧于现实，在于揆诸实际：正如猫儿改不了偷腥，嫖客“买春”，一般并非此生只买一回，而往往“一嫖再嫖”;同时利诱威逼幼女供“春”的不法之徒，出于风险防范，也往往警惕生面孔，倾向拉拢熟客。这是世情。这也是近年贵州习水县公职人员“嫖宿”10名未成年少女、陕西略阳县多名村镇干部轮奸12岁少女、辽宁营口市基层干部“嫖宿”8名幼女、河南永城市及浙江永康市官员大规模“嫖宿学生处女”等诸多案件中——涉案人员性侵幼女行为的高频次、圈子化、规模化所能验证的。那么，性侵幼女多人次，课以嫖宿幼女罪，怎么着也都还是最低5年，最高15年;而若课以强奸罪，“奸淫幼女多人的” (通常指二人以上，包括次数的累计)，则属重中加重情节，量刑10年起步，直至死刑。综合考量，孰为轻，孰为重，一目了然。阮教授之见，无疑片面，至少忽略了“嫖宿幼女罪”性侵人次越多，罪责就越“边际递减”的法律漏洞。所以，公众认为嫖宿幼女罪成了奸淫幼女者的保护伞，并非没有道理;否则，也就无以解释 ——何以据全国妇联的来信来访统计，各地投诉“儿童性侵犯”的个案，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1998年为2948件，1999年为3619 件，2000年为3081件，3年间就猛增20多倍!

　　抛开司法实践，回到逻辑层面，刑法第236条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并不论及是否给付金钱，一票否决了幼女的“性处理权”;而第360条却又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当严肃的同一部法律中，却出现了法条打架情状，也着实荒诞!再者，幼女被性侵，也因“嫖宿幼女罪”被“污名化”为妓女，殊不人道!

　　所以，我也倾向废除“嫖宿幼女罪”，同时建议，提高强奸罪中强奸幼女情节的加重量刑幅度，譬如加重到基准刑的60%左右，这样，就可两全其美。否则，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朱苏力2003年发出的“如果是有当下的直接或间接的财物或金钱交换涉入的，这些男性(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很可能是一些有钱或有势的人，例如国企或私企老板、外商、富有的国外或境外游客，还可能有腐败的政府官员”的警告，恐将继续应验，而无以斩断某些权势者伸向幼女攫取“春色” 的黑手，不利未成年人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