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28日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四地正在进行劳教制度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这则报道透出的最大信息是，劳教制度的一些弊端不仅被舆论诟病，也早已引起中国政府和司法机构的重视。改革劳教制度决非是死结，而是共识大于分歧。

　　自永州唐慧受劳教遭激烈反对以来，围绕劳教制度的争议从司法界一下子喷涌到社会舆论中。对不经审判就可剥夺被劳教者的人身自由，舆论的批评最为猛烈。舆论制造的印象是，这里只有分歧和官民斗争。

　　而现实是，对劳教制度应当改革，早已是中国司法界的共识。而且改革并非处于讨论阶段，一些微调与区域改革试点早已开始。目前的改革方向是用违法行为矫治代替劳动教养，但它的内涵应是逐渐扩大的。

　　经过唐慧案，劳动教养的决定应由法院作出，被劳教者找律师的权利应受到保护，劳教时间的上限应当缩短等等，也都进入司法界的讨论范围。理论上反对这些改革的人几乎没有，改革的真正犹豫是在上述方向上调整的幅度应当有多大。

　　认为应用“违宪”对劳教做简单概括，并应将其一棍子打死的司法界专家很少，多数人承认劳教在新中国历史上有过积极作用，以及它迄今对卖淫、吸毒、聚赌等轻微违法行为的抑制作用。劳教的最大争议是它针对了少数上访者及一些粗暴的执行过程，这也是它受到一些人根本否定的缘由。

　　不仅是劳教制度，中国很多领域的问题已被广泛看到，学界和业内讨论很多，但今天的很多具体改革不像30年前那样可以靠一个号召和改变观念就能推动，今天的改革在技术层面更加复杂，正效应和负效应更加错综交织，因此组织改革的难度和成本都在上升。

　　舆论的开放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新动力，互联网上的呼声虽常常带有情绪，不够专业，但却能带来强烈的触动和紧迫感，它与专业的严谨性事实上构成了补充关系。

　　舆论场要求改革甚至废除劳教制度，官方的行动与此形成方向上的一致，但做得更稳妥，这样的官民互动不像是什么坏事。万事由官方说了算，想改就改，不想改就不改，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这样不行。一切由舆论决定，互联网刮一阵风就能决定一项改革的轮廓甚至细节，同样不应该。

　　中国的社会治安总体上不错，远远好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些单项指标甚至好于发达国家或者不比它们差。此外，中国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小，冤案被纠正的渠道不仅变多，而且越来越可靠。这些都是中国司法进步的实情。

　　劳教制度不是中国司法现实的搅局者，而且对它的问题，官民相通的认识越来越多。如何改革，应有两个基准点。一是确保司法的公平公正，维护涉案者的人权。二是不冲击中国治安的已有成绩。改革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到平衡。

　　中国早已走出“非黑即白”的时代，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遇到的情况是“灰色”的。我们必须改革，但怎么改、改多快和改到什么程度，常是艰难的计算题，而非简单的选择题。对这一点，我们尤其应有共识。▲(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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