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最高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0条规定：一审期间，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

　　重庆彭水县村官任建宇因转发100多条“负面”信息、被劳动教养2年的案子，有了新进展——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裁定：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其起诉。而就在宣判前的一天，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任的劳动教养决定。

　　虽然，重庆市劳教委已自认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不当”，不过，法院并没判决劳教决定“违法”，而是以“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这个“程序性”理由，驳回了起诉。

　　任建宇的起诉果然超出法定时效了吗?《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最高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3条还规定：“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重庆市三中院的裁定认为：在被羁押期间任建宇曾与父亲、女友会见、通话，“应当确认任建宇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能够提起诉讼”，故其主张的被劳教期间不计入3个月的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所以裁定驳回起诉。

　　重庆三中院的这个理由颇似“第22条军规”式的黑色幽默。其背后的逻辑或许就是，既然任建宇在劳教期间提出了诉讼，说明限制人身自由对他行使诉讼权利没有影响，因而就应该适用3个月的诉讼时效。这样的逻辑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一桩劳教错案给当事人造成的恐惧，会使他们不敢去提起诉讼，或者延误诉讼的时机。

　　最高法之所以规定人身自由受限期间，不能算在诉讼时效里，就是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正当诉权。

　　虽然，法院没有判决，但是对前一天劳教委突然放人的“自行纠错”表示了认可，称“即使面对公民的过激不当言论，公权机关也应给予合理宽容”。不过，法院是国家司法机关，理应通过司法判决审查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以实现司法监督行政权的目的。

　　况且最高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0条规定：一审期间，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即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被诉的劳教委已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而公民依然要求法院给个“说法”，那么法院就应该对劳教是否违法做出判决。

　　事实上，这样一个判决对任建宇也非常重要。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需要恢复职务，有这样一个判决，才能证明他的身份被洗白了。否则他非常担心还留着“违法”的尾巴。

　　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任建宇案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背离了法治精神，现在，任建宇自由了，但司法的正义还没有全部抵达。因而，最终仍然还是需要法律出面，才能为任建宇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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