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中

　　公共知识分子普遍喜欢批判现实。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某处做演讲，从头到尾都是在揶揄、嘲讽现行体制。听了那些俏皮而尖刻的话，当然有人喝彩，觉得很过瘾。但也有听众提出了不同意见：“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演讲者解释说：“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

　　我愿意相信这样的解释是出于真诚。的确，很多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嫉恶如仇的品质。他们的批判有某种道义上的依据，并赢得了一些舆论的支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类似于查毒软件，有助于发现一个时代的病症或毒瘤，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

　　但我们也要看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也可能造成消极的后果。社会肌体、政治肌体上有毒瘤、有病变，确实应把它暴露在阳光下。但是，批判的利刃应当对准病变的部分，不必把整个躯体划得伤痕累累。更重要的是，何处是真正的病变部分，还需仔细甄别。某个部位，看上去像出现了病变，但放在水里洗一洗才发现，原来只是健康肌体上的泥垢。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必须找准批判对象。

　　此外，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还有一个潜在风险不可不察：他们手持批判的利刃，不加甄别的批判有可能划伤整个共同体对于本土秩序的信心。事实上，既有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都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如果整个共同体对已经形成的秩序都怀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大家就可能齐心协力地抑制某些病变;然而，如果大家对未来、共同体都没有信心，就可能逐渐走向衰败。在这样的语境下，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就可能异化成为一个不祥的预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1970年曾在委内瑞拉做过一个演讲，他讲到一个故事，或可引用于此。他说：从前，一个很小的村里住着个老太太。一天，她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告诉孩子们：“一早起来，我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随后她的孩子和其他孩子打球输了，解释说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所以心慌。接下来这个“有大难”的说法，开始传给了卖肉的，卖肉的人则将这一消息告诉所有前来买肉的人。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

　　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的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再后来，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接着，有个人带头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车准备离开。随后，全村都开始收拾离开。剩最后一拨人，决定一把火烧掉房子。整个情景像是一场战乱。人群中，那个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这个故事可作多种解读，把老太太的不祥预言用来影射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并不恰当。但是，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利刃过度伤害了“村里人”对“村庄”的信心，那么，他们与这个故事中的老太太，难道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吗?▲(作者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