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男子因不满家乡拆迁问题，扬言要在广州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1月15日《晶报》)

　　消息传出之后，立马在微博上开始扩散，很快一场近乎社会性的恐慌开始被掀起，而兼有“中山大学”和“幼儿园”两个关键词的中大幼儿园，更是在中午就开始提前放假。

　　新闻以恐慌开篇，以微博与教育局的短信为扩散渠道，以嫌犯自首结束，广州全城平静的生活突起波澜，因有前段暴徒杀害学生的事件做背景，广州的应急反应倒也是中规中矩。

　　网络上关于此事的评价，大抵上态度清晰，让为当事人个人世界的事情不应迁怒于他人，这种是非判断是如此可贵，甚至涉事者本人亦有清晰认识，其亲友称这么做只是为了引起关注。

　　对这件事该如何处理，广州方非常巧妙的将矛盾击鼓传花，当事人被交给湖南警方。湖南警方将如何处理这则并未实施的杀人案，显然将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所以不管如何处理当事人，都将在中国民间维权史上成为意义深远的事件。

　　如果借机以制造恐怖的名义将当事人重责，可能亦将承受网络民意的反弹。有一个现实不容忽视，即弱势群体如何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如果说传统的渠道畅通，则不至于剑走偏锋，逼人上演出下跪维权、跳楼维权、自焚维权、运猪维权等诸多令国外人叹为观止的维权悲情大戏。

　　在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许多利益受损者借助媒体的放大效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权益，这应是此案当事人诞生出扩散恐怖信息的最直接原因。再如前不久的民工开新闻发布会讨薪，可算是对媒体的另类运用。但更令人深思，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何以维权要靠媒体，反腐要靠情妇与小偷。

　　这个新闻引起广泛的关注，那是因为它切中我们的软肋——社会的安全感在哪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事前大张旗鼓地宣传而是突然下手杀人，则这社会风险算谁酿成?答案不言而喻。因此，在审判涉案当事人之时，政府除了疏通社会的维权通道，安抚民众的过激情绪，更为重要的是要将一切暴行背后的动因逐一清理。否则，终有一天，无辜者将因政府的短视、开发商的逐利而流血。届时谁来叹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严惩当事人或许能换来广州一时松口气，但若民众权益不能得到合法有效的保护，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民族，只要我们走上街头，人人皆自危。

　　文/宁新春

　　(原标题：拆迁事致扬言杀人，弱势群体的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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