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料称，全国在押犯每年有二至三成可获减刑，但贪腐高官获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的人数要大大高于该比例。全国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共计100多人，除了个别判处死刑者外，服刑者大多数都获得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
一方面是服刑官员大多数都获得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另一方面是普通老百姓难享同等待遇。一方面是民意对官员减刑假释的极大不满，另一方面是相关解释说“符合规定”。有问题的地方就有漏洞，虽然“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还算一个刚性条件，但“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却长期缺乏具体条件和标准，导致减刑假释在实践中成了监管执行机关及干警自由裁量的产物。
为了避免减刑假释的随意化，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部制定了《关于记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各省市相应制定了《罪犯奖惩考核办法》，但依然难以解决司法不公和腐败的问题。而服刑的相对独立，又使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无从介人。即使2009年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要求“所有职务犯罪的减刑、假释，一律实行公开听证制度；减刑、假释一律要进行公示”，但一则这一要求没有形成正式法律制度，各地执行力度不一，二则没有解决记分考核中分数由来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使得法院往往只注重并认可分数对减刑假释的决定意义，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
在完全量化的科学性还没有解决的背景下，尽可能地制度化、阳光化，保证透明与公正，纳入多主体的评价，扎牢减刑假释的“篱笆”，确保减刑假释工作符合社情民意，消弭公众对于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流传着一些不信任的情绪，便是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的现实路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沿着听证、庭审的方向，尽快制度化、可操作化。为了避免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听证、庭审”像公共产品一样出现“听而不证”、“逢听必涨”等类似问题，就必须汲取前车之鉴，一开始就在制度的设计方面尽可能地精细、完备。
笔者认为，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听证、庭审”，必须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在总体的制度设计上，应该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比如法国的矫正法官制度和美国有关狱政管理的“法院长官”和“法律命令”制度，从而让监管执行机关与具体的教育改造和管理考核机关紧密联系；二是同等条件下，官员从严，一般人要求“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官员是否可以考虑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三是参与听证的主体必须尽量广泛，除了之前已经被吸纳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司法监督员之外，狱友、公众、媒体、学者都应该按一定的比例纳入；四是尽量吸纳民意，可由人民陪审员、司法监督员为主进行裁判；五是要解决好救济渠道，对裁决不服的，可以有完善的救济渠道进行救济；六是完全阳光化，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申请、考核、报减、听证、庭审、裁决都应该全部上网，接受公众监督。
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腐败，是司法腐败的重要一环，不可小视。服刑官员大多数都获得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不仅损害司法公信力，也严重影响人们对反腐决心的期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因此，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应尽快顺应民意，实现制度阳光化，避免沦为“腐败”的继续。(郭文婧)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官员减刑假释"需制度阳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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