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律师执业权利”，当两高报告一起诉说刑诉法的进步时，两位院长是否可以到民间去，调查一下律师取证的尴尬?

　　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法律，经过去年两会的修订，刑诉法正以谨慎和渐进方式，尝试着构建一种全新诉讼模式。但自1月1日实施以来，新法确实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刑诉法修改前，律师在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介入，这时侦查机关早已准备就绪，律师还能做的事情不多;修订的刑诉法，把律师介入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引入律师这一对抗因素，作为嫌疑人的帮助者，与国家司法权力进行抗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

　　但这样的飞跃，能否做到法学专家周光权代表所期望的，“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追求的就是结果的公正”，恐怕还有一些地方值得相关部门深思。

　　按照修订的刑诉法，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介入;但法律又未赋予律师完整调查取证权。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按照刑诉法第四十条规定，律师调查取证范围在三个方面，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具有精神疾病、是否在犯罪现场。年龄问题很容易，从公安部门调取信息即可;嫌疑人的精神状况，这在交流时可以初步判断;至于是否在犯罪现场，问题就来了。律师获得的是嫌疑人提供的证据线索。由于不具备完整调查取证权，律师就难以按照证据线索开展调查取证。

　　律师自己不能调查取证，那是否可以转移给第三方机构?答案也是否定的。目前，第三方调查机构未获立法认可，而其调查取证行为也游离于灰色地域。这里有待法律来规范。

　　难以调查取证的律师，似乎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还像以往一样难有作为，当然这不是法律期待的;第二，想要积极应诉，律师就要想办法调查，或者想方设法把第三方证据合法化。这就有可能会落入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陷阱。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诉法看似赋权，实则仍在限定。限制律师合理的取证权，对尚未审判的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公平正义的天平就有倾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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