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社论]腐败治理要国际合作,更要国内法治)
5月30日,从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传来消息,正在召开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组会议已经抽签确定,将由越南和巴哈马担任审议国,对中国实施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和第四章(国际合作)的情况进行审议。据悉,这是公约对中国生效7年多来,中国首次接受审议。
与此同时,关于中纪委正制定违反八项规定适用处分条例解释,以及中纪委巡视组进驻各单位、地区的报道,也相继占据了各大门户网站的显著位置。可见,十八大之后掀起的“反腐浪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去,反而可以从中央陆续出台的举动和履行国际反腐公约等信号看出,中央对于反腐抱有坚定持久的决心。
当然,反腐不能仅仅依靠决心,而更倚赖正确的治理路径。从整体上来看,一个国家的反腐问题必定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包围解决”。这里既需要一定的国际合作,例如通过加入国际反腐公约、准则,来完善本国的法律法规,吸收先进的反腐经验,以及通过跨国合作打击外逃贪官等等;又需要国内推进司法和社会互相联动的制度性反腐体系,例如出台腐败治理方面的法律,建立高效透明的腐败监督队伍,以及放开舆论监督,给予社会力量更大的施展舞台等等。
毋庸置疑,两种力量相较而言,前者尽管不乏其重要性,但后者一定是根本性的。个中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全球还处于一个国家力量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国际间的合作既无法摆脱国家干涉的影子,也无法实现深度介入一个国家,更不用说实施有效治理了。不客气地说,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内的众多国家间约定和准则,除了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对缔约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权,根本上还缺乏严密的审查力与强制的执行力。
目前,国家间的缔结反腐公约,主要的目的在于打击跨国腐败,所谓对各国腐败治理的指导作用更像是一句套词和安慰之语。而有了国家行政这一道屏障,国际反腐力量的介入程度势必显得非常有限。对此,除了个别弱政府的国家可能会迫于压力接受更为严格的审查之外,对于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而言,国际组织的介入也许只是一场晚宴活动而已。
当然,从联合国在反腐败方面的作为来看,我们还看不到一种“强势介入”的痕迹,就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涉及审查的章节,也仅仅是要求缔约国完善必要的立法措施,并在跨国协作上满足公约的规定。因此,作为一部态度温和的国际公约和一个缺乏直接介入国家能力和欲望的国际组织,对其在反腐败上提供过多的援助抱有期待是非理性的。国人必须要意识到,在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度,腐败问题的治理需要政府大刀阔斧的行动,也需要培育社会的监督力量。
回到国内,从去年年末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来,尽管各地官员在高档消费时出现了一些“新对策”,但总体上政府部分的铺张浪费现象的确有所减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665个,给予组织处理和党政纪处分2290人次。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高压,其效果展现出快速的特征应是不言自明的。而此番中纪委继续推出巡视制度,虽然亦表明现有的监督体系存在不畅问题,但此类传统模式或许可以实现民众眼中的“打虎行动”。
显而易见的是,治理腐败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法治,无论是中纪委的举措还是监察部门的行动,以及普通民众的举报,都应该纳入到法治的轨道来进行。而目前,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监督模式而言,都与法治有一定的距离。事实上,实现两种模式的协同和联动,最终还是要回到法治本身,只有靠向法治,才能共谋反腐大事,也只有走上法治的道路,才能尽可能驱除令人憎恶的贪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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