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社监委并非红会的救命稻草

　　2011年6月，因为郭美美事件，红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至今未能消除。去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社监委”)成立，但是社监委陷入舆论质疑的漩涡，无法脱身——先是被指为红会公关部，继而多名委员被疑与红会有利益关系，是红会的“卧底”。6月9日，社监委将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社监委定位、职能等问题将提交讨论。

　　社监委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由16名委员组成，与红会是监督与被监管的关系。当初，社监委成立，旨在通过监督红会，提振红会公信力，提振红会的正面形象，但从现实反馈看，不仅红会形象并未因之好转，社监委也被“拖”下水，遭遇尴尬，甚至被讥为由红会养着的“公关部”，这一幕恐怕谁都没有料及。

　　社监委今日尴尬，并不奇怪。这是因为社监委的一些委员确实不够独立，甚至与红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串联。同时，社监委目前的工作成效与公众预期尚有较大距离。成立半年来，社监委确实做了一些事，比如查证成都红会捐款箱长毛事件，要求红会对全国的捐款箱进行排查，以及在芦山地震期间多次为红会辟谣等等。这些事情不能说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或者说仅靠这些工作不可能重塑红会公信力。红会遭遇的信任危机，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化解，也不是社监委做了三两件事就能达到奇效，使红会恢复公众信任。重塑红会公信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刀阔斧改革，需要持之以恒的信息透明，也需要反腐动真格，如果社监委只是在门外“兜圈子”，注定徒劳无益。

　　如今，面对公众质疑，社监委意识到了危机，有委员透露，在6月9日的会议上，委员们会对社监委的定位和职责进行讨论，给予社监委一个明确定位。这种讨论是必要的，等到信任危机不可收拾之际再讨论就迟了。社监委以监督红会为己任，但谁来监督社监委?社监委本身也需要监督，社监委的健康成长离不了公众强有力的监督。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社监委自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势必无法监督好红会，也不可能赢得公众信赖，一旦声誉破产或者频现问题，必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当然，社监委不是红会的救命稻草，不能指望社监委一出马，红会就立即重回昔日的荣耀，赢取公众的信任。这一点，社监委委员王振耀说得很清楚， “红会的信用不能靠社监委来挽救，社监委只是帮助红会的一点点力量。”这一点点力量用好了可以事半功倍，用不好则事倍功半，不仅加重红会的信任危机，还透支公众当初对社监委的美好期待。

　　社监委何去何从，将如何定位和履行职责，需要公众耐心等待。不管它的走向如何，红会都有责任继续接受公众监督，更有责任公开、透明、廉洁、高效，提高公信力。谁能挽救了红会?不是社监委，也不是公众，而是红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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