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仕才：红卫兵道歉，个体反思弥足珍贵

　　当年的红卫兵在媒体刊登广告道歉，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道歉是自我救赎的必然之途。希望更多的人懂得这一道理。

　　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广告称“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红卫兵道歉，此非第一例。2010年6月，申小珂等8名红卫兵学生写道歉信，向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程璧“请罪”。当时程璧在回信中说：“你们带了个好头”。回头看这句话，令人唏嘘，因为带头者后面并未出现更多的追随者。有些人甚至忘了三年前的这桩“红卫兵道歉”，将刘伯勤称作“红卫兵道歉第一人”。

　　“文革”是许多亲历者终生难以逾越的心坎，也是中国必须直面的历史心结。红卫兵道歉，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在当时的环境下，参与作恶的红卫兵不在少数，但迄今为止，公开道歉的却只有寥寥数人，因此人们更加珍视这些道歉的样本意义。

　　就作过恶的红卫兵个人而言，道歉是解开心结、直面内心的唯一途径。刘伯勤在广告道歉之后说：“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受到舆论普遍的支持和肯定。缠绕他几十年的心结，大概可以解开了。

　　刘伯勤能意识到，个人作的恶不能全推给大环境，殊为可贵。这种反思不仅具有个体救赎的意义，亦是整个社会需要的。刘伯勤还说“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朴素的话包含着普适的道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化大革命”性质已有定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整体否定之下，个体的反思也是不可或缺的。更关键的是，只有足够多个体的清醒、自觉、担当，才能保证我们不再误入歧途。

　　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众多曾经参与破坏、批斗的红卫兵，与稀寥的道歉者形成强烈反差。道歉之难，在刘伯勤身上也可见一斑。家人告诉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认为你是恶棍了。”四五年前他就有道歉的想法，但当时他顾虑和他一块做“那些事”的还有其他人。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刘伯勤的道德勇气，也能感受沉默者的心态。

　　刘伯勤值得尊重，坦然面对过去，不遮掩不回避，向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为自己犯过的错承担责任，这一切并不容易，见光的道歉信背后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心挣扎。道歉是自我救赎的必然之途。希望更多的人懂得这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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