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为何对腐败“一叶障目”?

　　近日《检察日报》报道了河南交通厅原厅长董永安的忏悔录，他是同一岗位的第四位连续落马者。综观四任厅长“前腐后继”的落马史，很多细节的共同之处发人深省。而其中董的前任张昆桐在狱中的忏悔尤有代表性：“金钱和私欲的诱惑使我陷入泥潭，我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视为主流，认为大都如此，我又何必独善其身?”

　　贪官在落马前，其思维路径和取向果然异乎常人，他们为何对贪腐现象“一叶障目”?个中共性，值得深挖。

　　“视腐败为主流”，是因为少数人深陷官场小圈子，却疏远了老百姓这个“大圈子”。工作则从会场到会场，生活则与老板“勾肩搭背”，忽略了我们党一贯视为法宝的调查研究，做官的方法论上存在问题，难免与群众渐行渐远。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一到晚上，就很想过那种‘夜生活’”。如此畸形灰暗的社交圈子，眼前耳畔充满“负能量”，如此不接地气、不懂民情、不谙民意，自然犹如身处广寒宫，又怎能不对官场气候、社会风气作出加倍阴暗的判断，进而加倍地脱离群众?

　　“视腐败为主流”，更是因为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面对手中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心旌摇荡意乱情迷。绝大多数落马官员，都呈现出人生观、价值观上的迷失，面对太平盛世、经济繁荣，他们将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忘到九霄云外，要么缺乏与贪腐之风针锋相对、甚至仅仅是拒绝同流合污的勇气，要么主动“湿鞋”，用手中权力大肆寻租。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领导干部带头树立的坏榜样，带坏了风气，又在更大的“圈子”内扩散了“把腐败当主流”的错觉，遗祸无穷。

　　风气熏陶人，而制度塑造人。从根本的层面看，这么多年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何腐败懈怠等 “四风”和“四种危险”仍触目惊心?几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访西柏坡时强调，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

　　疗治之途，亦应在这两个方面求解。一方面，当前应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切实令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状态有一个整体提升。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否则极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尤需大视野、大境界、大追求。“己身正，不令则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最近，中央再三强调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做给一级看，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

　　另一方面，唯有“合力”，方能触及灵魂、形成高压线。“思想寻根”之后，必然便是“制度塑形”。学习、理解、认同，这是思想基础;遵从、恪守、敬畏，则要靠制度的奖惩机制来强化这种“条件反射”。很多时候，贪腐起于一念，只有以制度高压线来营造良性的官场示范效应、集体意识、制度暗示，方能让很多原本立志“做个好官”的官员慎终如慎始，自守谦恭、常怀畏惧。而其根本，仍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唯有透明的权力、规范的权力、受约束的权力，才是廉洁的权力、有效率的权力，也才是安全的权力。现在是时候好好研究这句话的实操性了。

　　河南落马厅长董永安曾奉劝现任官员，切莫“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对官员而言，这是一个个体如何走出“前腐后继”恶性循环的切身问题;对一个政党而言，则应提升到对如何走出历史周期律的宏大而艰巨命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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